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人民掀起了抗战高潮。以抗战为主题的诗歌随之兴起。由于社会时代的大背景及自身的原因,卞之琳身赴敌后抗日根据地延安,进行随军访问。在1938年至1939年,卞之琳以延安的经历为素材,写下了一系列的抗战诗歌,这些诗歌后来被收入《慰劳信集》。《慰劳信集》描写的是诗人在延安见到的“真人真事”,这些事件可以在诗人同时期创作的小说、短篇通讯、报告文学,以及当时的流行音乐中找到相应细节描写。卞之琳继承了新月遗风,在战时的诗集中继续把口语化、戏剧性处境加入诗歌,并兼顾诗歌的格律标准。不过,抗战诗歌不再如前期诗歌讲究非个人化的艺术手法,而是在诗歌中融入了诗人的主体形象与主观感情。战时创作书写对象也开始转为“大我”,描写集体形象,题材上升到国家大事,开始思考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卞之琳在《慰劳信集》中以抗战为主题,表达了对战争的憎恶,对敌人的痛恨以及对战士和人民的关切与深刻同情。值得注意的是,诗集中流露出对日本人的温情。卞之琳这份和平本性与诗人从世界观、全局观出发的人道主义思想有关,也可追溯到诗人1935年在日本的生活体验。卞之琳既是作家也是翻译家,翻译家的身份使他可以从大量的外国文学著作中汲取养分。《慰劳信集》便深受西方文学的影响,其中纪德与奥顿的痕迹在诗集中最为突出。纪德对艺术创作的严谨与“螺旋式进步”的人生在诗思和创作手法上启迪着卞之琳,成为诗人创作与发展的基石;奥顿对世界的体己观察以及对语言的爱,深深影响着卞之琳的诗歌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