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派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上的一个独特的文学流派，以周作人、废名、沈从文、李健吾、朱光潜等作家为代表，统称为京派。顾名思义，因这些作家主要在当时的京津两地进行文学活动，作品又多在京津刊物发表，且作品的艺术风格也较为一致。其作品发表的主要刊物有《文学杂志》、《文学季刊》、《大公报·文艺》等。京派小说的基本特征是关注人生，强调文学的独立品格，艺术上追求“纯正的文学趣味”，体现出一种具有独特价值的文学观，重视和谐、节制、恰当的审美创作意识。京派文学往往以表现“乡村中国”为主要内容，富有鲜明的文化意蕴。京派作家创作的抒情小说使小说进一步诗化、散文化，有浪漫主义气息。京派作家的创作的艺术特征：一是乡土情节，即对乡土主题进行梦幻般的描摹。京派作家尊重情感的真实性，在理想与现实的对立中建构他们的乡土梦幻。他们对宗法制乡风民俗保持宁静认同的态度，努力从中开掘纯朴的人情美、道德美，风俗美和静穆的自然之美。如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废名的鄂东山野，芦焚的河南果园城，萧乾的京华贫民区，汪曾祺的苏北乡镇等都表现了这种特色。二是悲悯人生的情怀。京派作家在历史与文化的观照中，表现原始而淳厚朴实的生活场景，同时，又努力揭示人生的不幸。浓厚的学院背景的出身，使作家们在理念上，对社会和人类，更多地持有一种悲剧意识。如沈从文和废名，都特别地把自己作品中的悲剧的美学特质突显出来。他们认为，人生的过程与悲剧性有着必然联系，因此京派小说的悲剧往往是人生的悲剧，人性的悲剧。另一方面，京派作家对人性的单纯信仰又使他们的悲剧呈现一种“明快的”，带着“悲悯的微笑”的面貌，在平静的，淡然的讽刺里常伴有一个悲悯的微笑的影子。三是诗意的抒写方式。“京派”作家的小说大多是抒情式的。他们小说的文体形态与他们的叙事态度、价值选择、文化情致相联结而存在。京派小说在叙述中融入诗化的追求，在写实中传递浪漫的气息。如沈从文喜欢用诗一般的抒情写作小说。他的作品《边城》里，既有现实社会的忧伤，也有桃源生活的浪漫，有水的恬静与蕴藉，充溢着一种清新隽永的诗意。而废名更善用“写绝句的方法”写小说，他常把写诗的象征手法移用到自己的小说里。“京派”作家善于自觉地营造意境。他们的小说往往借景抒情，或以象寓意，用空白和空灵填补艺术的空间，给读者留有丰富的艺术想象的天地。纵观两个多世纪以来对京派小说的研究历程，有对京派小说与海派小说的比较研究，有京派都市题材小说研究，小说主题的研究以及艺术审美研究等。它们分别从不同审美视角和文化观，审视京派小说的创作，拓展了对京派小说的研究视野。从对京派小说风貌的把握到研究路径方法，以及京派形成的历史、文学活动，成员的概况等。其中不乏重要的研究成果。如杨义的《京派海派比较研究》，刘进才的《京派小说诗学研究》，周仁政的《京派文学与现代文化》，文学武的《京派小说研究》，王建仓的《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境界叙事和意象叙事——兼论沈从文和贾平凹》等。在京派抒情体小说中，以废名的黄梅故乡、沈从文的湘西边城、芦焚的河南果园城等为代表的“故乡”场景经常出现，它们不仅是小说情节展开的自然环境和人文背景，代表着作家理想的世界和平民空间，更是小说中的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化符号。“故乡”有土地般的恒常不变的宁静的特质，有母性的和谐和包容，它的质朴天然的风格和久远的存在，象征着作家艺术想象中的诗化的乡土中国，寄托着作家对民族文学传统的依恋的情感。这些，是“京派”小说中常见的美学符号，也是形成“京派”小说的诗化风格的重要元素，代表着“京派”小说家的美学理念在小说领域的新的实践。本文探讨小说中的“故乡”意象的文学与文化来源，认知京派小说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的审美风格的继承和发展，记忆对中国传统文学观念的汲取和发展。从而达到重释京派小说的“故乡”意象的目的。本文第一部分分析京派小说“故乡”意象的文学、文化来源：在中国古典诗词和中国现代小说的“故乡”意象类型衍变中分析京派小说“故乡”意象的独特性，阐释京派小说的乡土依恋情结和古典文学情结，京派小说追求的儒道理想与乌托邦式的精神归宿。第二部分探讨“故乡”意象的内在意蕴：关于故乡的追忆想象与唯美和谐；个人乡情的内倾节制，寄托单纯忧郁的乡愁，呼唤健康的人性；以及京派作家的田园牧歌的文化想象和故园挽歌式的回望主题。第三部分分析“故乡”意象的艺术表征，包括刻画山水田园的清幽画境、虚静长久的空灵世界，营造优雅如梦的典雅审美效果；以含蓄凝炼的象征和淡远悠长的抒情意味树立了京派抒情小说的诗化风格；叙事节奏舒缓从容，回忆模式产生了审美距离和复调效果，儿童视角传递积极的怀乡情绪等。最后探讨京派小说“故乡”意象的文化价值，作家们由个人经历出发，用小说创作实践欧美现代性灵思想等。“故乡”意象代表了作家营构诗意的审美取向，也是当代读者在审美接受中实现他们重建梦乡的追求与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