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医疗卫生技术的进步、居民生活条件的改善和健康意识的提升,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从1981年的67.77岁提高至2020年的77.9岁。然而,法定退休年龄并未随预期寿命的延长而动态调整,这不仅造成劳动力资源巨大浪费,而且导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付压力陡增,还使得个人面临养老资源储备不足风险。针对此,“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纲要”提出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从经济机制看,无论是预期寿命延长还是延迟退休,均通过改变个人生命周期行为和养老保险基金可持续性对经济增长和养老金替代率产生影响。因此,从养老保险制度与宏观经济协调发展的视角,评估预期寿命延长和延迟退休的经济效应,探寻适应长寿时代的延迟退休路径,无疑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在现收现付养老保险制度模式下,构建世代交叠动态一般均衡模型,考察预期寿命延长和延迟退休对经济增长和养老金替代率的影响,并设定不同决策目标探讨预期寿命与退休年龄之间的动态关系。通过理论分析和数值模拟,本文研究发现:第一,预期寿命延长与延迟退休的经济效应相反,两者在理论上存在互补关系。预期寿命延长会提高劳均产出但会降低养老金替代率,延迟退休能提高养老金替代率,但会降低劳均产出。第二,参数基准情形下,伴随预期寿命的延长,通过延迟退休年龄无法同时确保劳均产出和养老金替代率都不下降,只能达成其中一个目标;在此基础上,降低资本产出弹性和养老保险缴费率可同时达成以上两个目标,实现养老保险制度与宏观经济协调发展。第三,考虑遗产性馈赠和内生生育率后,预期寿命延长和延迟退休的影响机制更加复杂,将通过资本积累和生育决策两条路径影响经济增长,但上述结论保持不变,只是经济变量均衡值有所差异。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如下三点建议:首先,延迟退休是应对预期寿命延长的有效政策措施,但应当根据预期寿命的变化渐进延长退休年龄,这样既能避免“一刀切”对经济造成过大的负面影响,又能降低延迟退休政策实施阻力。其次,实施延迟退休政策的过程中还需要配套衔接其他经济政策,比如尽可能降低资本产出弹性和养老保险缴费率以更好地发挥延迟退休政策功效,切实做到在经济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最后,加快构建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创新发展多元化养老产品和服务以满足不同群体的养老需求,降低个人对基本养老保险的过度依赖,挖掘养老保险缴费率潜在下降空间。本文的边际贡献体现为:第一,研究思路上,本文构建拓展的世代交叠模型,分别在生育率外生和内生情况下,考察预期寿命延长和延迟退休对劳均产出和养老金替代率的影响,丰富了养老保险宏观经济效应评价理论文献。第二,研究结论上,本文从养老保险制度与宏观经济协调发展的视角,探讨预期寿命与退休年龄的动态关系,寻求适应长寿时代的延迟退休路径,为充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合理制定延迟退休政策提供了决策参考。本文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是本文只考察了代表性个人情况,但不同类型群体的行为决策存在差异,因此,在异质性个人框架下进行分析将能得到更有价值的结论。二是本文模型参数赋值主要借鉴已有文献,研究结论也缺乏实证检验,未来有待通过实证分析来校准模型参数和验证研究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