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主义文论，是一种有着独特规定性与历史意义的文学理论形态。它上承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等注重文本分析的科学主义传统，同时又开启了后结构主义那具有颠覆意味的解构思想。本文取结构主义文论在中国的传播作个案研究，旨在全面而完整地认识与把握结构主义文论在新时期中国文学理论批评领域的接受历史和本土化实践。本文确立的任务有三：阐述结构主义文论与新时期文论之间的内在关系；梳理结构主义文论在中国的译介和研究；考察结构主义文论的中国化实践。 本文首先分析了结构主义文论在中国传播的背景和条件。新时期文论的发展需要为结构主义文论的引进和接受提供了某些合法性的前提和根据。结构主义文论自身的特殊规定性也正好符合新时期文论的某些发展要求。审美原则的出现彰显了文学艺术的特殊品格，也树立了文学理论批评的重要准则。结构主义文论对于作品形式规则的强调刚好满足新时期文学理论的上述历史要求。随着对于文学特殊规律性的认同，文学的本体论意义也开始进入人们的视界。文论界关于文学内部研究的讨论将文学作品的语言特性和形式层面进一步凸现出来。结构主义文论的自律化研究立场和原则正好体现出文学研究的本体论转向。结构主义文论的内在论模式也推动了新时期文学理论批评的语言学革新。审美原则和本体论的崛起直接关联着文本批评的发展需求。结构主义文论的文本研究取向正好可以弥补我国文学理论批评在文本研究方面的缺失和不足。正因为新时期文论与结构主义文论之间存在着一些内在的需求与需求的满足的关系，结构主义文论才得以顺利地进入中国，并且对我国的文学理论批评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新时期文论对结构主义文论又存在着某些限制性因素。对于“人”的人文关怀一直是新时期文论的一个重要主题。我国20世纪80年代文学理论的启蒙主义诉求已充分展现出对于人的存在价值和意义的高度关注。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更要求文学理论应当贯注人文理性的价值原则。结构主义文论的科学主义特性与反主体性倾向都与新时期文论的人文关怀精神存在着一定的抵牾。文化研究的勃兴也在一定意义上制约了结构主义文论的发展。文化研究既吸收了结构主义的一些文本分析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