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正在经历以细颗粒物PM2.5为突出特征的复合大气污染。PM2.5除了与一系列负面的生理健康效应相关外,还会对心理健康造成危害。与此同时,逐步推进的新型城镇化作为重要的驱动力,将通过带动能源消费、人口迁移、基础设施改善、医疗服务提升等对大气污染相关的健康效应产生复杂的动态影响。然而,由于缺乏大范围的PM2.5浓度历史数据以及本地化大气污染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联关系,国内关于PM2.5长期慢性生理健康影响评估的研究存在争议,关于PM2.5相关的心理健康损失的研究更是极度缺乏。这些极大地限制了城镇化与PM2.5归因健康效应之间动态关联的量化研究。在此背景下,论文对中国2004-2012年期间PM2.5归因死亡以及幸福感损失进行核算,并在此基础上利用可拓展的随机性环境影响评估(STIRPAT)模型估计了城镇化与PM2.5归因死亡负担之间的关联系数。主要研究结论如下:在PM2.5生理健康影响方面,论文基于高分辨率的中国历史PM2.5浓度数据,采用相对危险度模型估算了中国历史PM2.5归因死亡的时空分布。结果显示,由于室外PM2.5污染造成的过早死亡从2004年的80.7万例波动增加到了 2012年的125.0万例。这一结果支持了全球疾病负担(GBD)研究最新研究中的结论。而在时间序列上,空气质量变化、人口增加和人口迁移三大因素的相互作用使得中国PM2.5归因死亡在2007年前呈稳定增长趋势,在2007年后出现波动或小幅下降。这一结果更新了现有研究中基于PM10数据或3年不连续PM2.5数据作出的判断。此外,PM2.5归因死亡呈现显著的空间异质性,死亡负担主要集中分布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四川盆地、山东省、武汉都市圈、长沙-株洲-湘潭城市群、河南省和安徽省等地区。通过空间分析发现,从污染防治角度划定的“十二五”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忽略了河南和安徽两个大气污染归因死亡负担的热点区域。据此,论文建议对重点区域进行调整以更好地保护人群健康。在pM2.5造成的心理健康影响方面,论文首先基于南京市个体层面的长期连续问卷调查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量化了大气污染和收入影响幸福感的路径,并据此估算了不同收入组PM2.5增加1μg/m3的幸福感损失价值。之后,在采用收入数据进行省际修正后,结合各省历史PM2.5浓度数据评估了 2004-2012年间PM2.5归因幸福感损失货币价值的变化。结果显示,客观大气污染水平对自述幸福感无直接影响,只会通过公众风险感知的中介作用对其产生间接影响。这一结论挑战了已有研究中直接构建客观污染水平与幸福感之间关联的传统做法。研究也发现,PM2.5年均浓度增加1μg/m3,中国居民每人每日幸福感损失价值为0.45-1.70元之间。此外,2004-2012年中国经历了 PM2.5归因幸福感损失的先增后降的过程;9年间累计新增PM2.5归因幸福感损失约为584亿元,占累计国民生产总值的0.02%。9年累计新增PM2.5归因幸福感损失呈现出以河南、山东、河北等区域为热点的空间分布。更重要的是,PM2.5归因幸福感损失新增量较大的地区同时也是PM2.5归因总死亡负担较重的地区,因此需要特别关注。基于论文关于中国历史PM2.5归因死亡的评估结果,结合中国339个地级及以上行政区2004-2012年人口、城镇化率、收入、工业化程度等统计资料,采用扩展后的STIRPAT模型,运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估计了城镇化的边际PM2.5归因死亡。在全国层面,城镇化率每增加1%会导致肺癌、中风和缺血性心脏病的PM2.5归因死亡分别增加0.32%、0.14%和0.50%。同时发现,收入水平对城镇化与PM2.5归因死亡之间的关联具有倒U型非线性的修饰作用。在由低到高四个收入组的城镇化率每增加1%会导致肺癌的PM2.5归因死亡分别增加0.12%、0.72%、0.37%、0.30%。最后,论文也发现在城镇化进程中解耦收入提升与工业扩张的关系是降低城市化进程中PM2.5归因死亡的有效途径之一。论文研究成果从保护公众健康的角度为我国开展精细化的区域空气质量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同时也为将心理健康纳入污染控制的成本效益分析框架提供了数据支撑;关于城镇化与PM2.5相关健康效应之间动态关联的刻画更是为规避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潜在的健康风险提供了决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