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发行注册制改革核心是“政府归政府,市场归市场”,随着政府权力的隐退,证券中介机构能否承担起对发行人信息披露核查的首道看门人职责成为这场市场化改革的关键,而保荐人由于在所有中介机构中处于牵头地位,其重要性更加凸显。但是从角色定位上保荐人一方面作为证券市场看门人,应以保护投资者、缓解信息不对称为目标;另一方面又与发行人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由发行人实际支付报酬,利益与发行人实际筹资规模绑定在一起。不同的角色期望对象对其赋予了不同的要求,这些不相容的要求带来的利益冲突问题若缺乏外部制度的约束极易导致虚假陈述、信息误导等市场不当行为,因此有必要对我国现行的保荐人利益冲突规制路径予以审视。注册制改革下政府信用在证券发行中全面退出,为保荐人利益冲突的规制提供了制度基础。目前注册制的试点已两年时间,通过对2013年至2020年案例梳理以及最新立法实践分析,一方面在立法层面各中介之间责任划分模糊不清,导致行政执法中保荐人沦为证券虚假陈述的“深口袋”,司法层面先行赔付制度面临内部追责的困局;另一方面,政府监管过度干预造成自律监管的边缘化,市场声誉无从建立,且为权力寻租制造温床。因此,对保荐人利益冲突的规制必须从事前监管以及事后追责两方面优化,从外在压力和内生动力两个方向确保保荐工作的独立性。在事后追责方面,需借鉴“区分责任”制度,从勤勉尽责履职标准和损害赔偿责任的承担入手,明确保荐人在专业意见以及非专业意见下的不同注意义务标准;采用首要原因和次要原因的“原因力”判断标准确定保荐人与其他中介机构的责任分摊比例。在事前监管方面,则需充分利用自律治理,一方面明确界分证监会与证交所的监管权限,由证交所负责事前、事中监管,证监会则将全部精力集中于信息披露后的调查取证;另一方面发挥证券业协会的作用,由其承担信用公示平台以及执业规范的细化工作,为市场声誉培育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