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消费代表了内部需求,它是经济的主要动力。近年来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对我国拉动经济增长的“引擎”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在2018年,我国净出口额为7054.16亿元,同比跌幅达51.61%。而投资对于GDP增长的贡献率在近十年有大幅下滑,从2009年的85.29%下滑至2019年的28.9%。不同于前两者,消费自2012年以来,对于GDP增长的贡献基本每年都高于投资,且保持在高出20%的水平,消费的重要地位愈加凸显。在经济新常态下,以往依靠投资和外贸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已经不可持续,促进消费、扩大内需才能从根本上为经济增长注入动力。但是我国的居民消费率自1978年到2010年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自2010年至2019年,我国居民消费率表现出回升趋势,到2019年已经回升至55.43%。但是相较于其他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美国在2018年的居民最终消费率为82.28%,英国为84.01%,法国为77.32%,都远高于我国的55.27%,其他亚洲国家,如日本在2018年的居民最终消费率为75.33%,韩国为64.74%,也高于中国。中国的居民消费率较低,说明我国居民消费需求还远远不足,需要进一步扩大内需,全面调动消费。在国内市场容量巨大的情况下,我国的消费正处于升级过程中,有巨大的潜力可以释放。根据消费理论,收入约束、预防性储蓄和流动性约束是抑制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对此,国内外学者都进行了相关研究,这些研究认为金融发展可以减弱上述几个方面的因素对于居民消费的抑制作用。近年来,普惠金融的概念在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频繁出现,2016年1月,国务院明确公布了《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对普惠金融的定义、重点服务对象和建设目标有了成文的规定。随着数字技术的兴起,普惠金融开始与大数据、云计算等创新技术结合。相对于传统的普惠金融可以提高支付效率、降低金融机构运作成本,从而提升居民获得金融服务的可能性,使得金融机构普遍存在的“嫌贫爱富”现象得以缓解。通过观察2011年至2018年全国范围内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消费率的变化,可以粗略发现,同时期内居民消费率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都呈现出快速上升的趋势,那么根据金融发展对于消费的影响理论,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居民消费的提升是否起到促进作用?其通过怎样的机制对其产生影响?是否存在非线性效应?影响程度在不同区域间存在着怎样的差异?数字普惠金融不同层面发挥的作用有何不同?因此,本文就这些问题展开研究。本文首先通过分析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以及当下中国居民消费的现状,引出本文的研究内容。其次,本文通过梳理相关研究文献,总结已有研究成果,发现其存在的不足之处,论证了本文的创新点。再次,对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居民消费水平的机制进行了分析,包括传导渠道分析、门槛效应分析、空间外溢效应和异质性分析四个方面,进而提出研究假说。从次,对应于理论分析,拟采取的因果识别策略,对于机制第一部分采用FE估计、调节效应模型进行分析,对于机制第二部分采用门槛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对于机制第三部分采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分析。最后,基于理论与实证分析结果,为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升居民消费水平提供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本文的创新点在于,第一,选取数字普惠金融这一新兴概念,并研究其对于消费的影响。第二,本文基于城市面板数据进行研究,细化了研究的空间尺度。第三,本文对数字普惠金融和居民消费支出之间的传导机制进行了研究,且考虑到了数字普惠金融与居民消费水平之间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进行了门槛效应分析,对二者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第四,在空间角度探究了空间外溢效应,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第五,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在不同维度影响的差异性,使数字普惠金融更好地发挥其价值。研究发现:（1）总体而言,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提升了我国居民消费水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现收入在其中起到调节作用。在区域异质性上,东部地区享受到的数字普惠金融红利相比中西部及东北地区更大,说明对发达地区的积极影响大于欠发达地区。另外,数字普惠金融在使用深度方面发挥的作用更显著。（2）从门槛面板回归模型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呈现出“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变化趋势,这与其网络效应的特点相符,证明了“梅特卡夫法则”在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中是显著存在的。另外,不同的收入水平下,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也表现出收入门槛特征。（3）从空间杜宾模型来看,数字普惠金融的空间外溢效应得到了证实,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周边城市居民消费水平表现出更多的负向极化效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尽管能提升本地区居民的消费水平,却加大了相邻城市间居民消费水平的差距。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本文从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加强区域统筹规划角度提出了相关建议,以更好地提升我国居民消费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