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新月时期梁实秋的文艺批评著作颇丰，且与鲁迅等左翼作家之间产生了多次论战，因此很多评论者把梁实秋新月时期的文艺思想看成是其文艺思想的全部，这显然是以偏概全过于武断之举。严格意义上来说，梁实秋的文艺思想可分为三个时期，即五四时期、新月时期和后期。这样的划分更容易从整体上把握住其文艺思想的嬗变。　　五四时期梁实秋与郭沫若、郁达夫等浪漫主义者接触频繁，对浪漫主义思想产生较浓厚的兴趣。其诗歌创作基本上采用的是浪漫主义者惯用的主题，作品也多数发表在创造社的刊物上。而在文学批评创作方面，梁实秋推崇作品中的情感与想象，反对理性成分的介入，与提倡情感至上、为艺术而艺术的创造社同仁们保持了相似的论调。特别在《拜伦与浪漫主义》一文中，梁实秋对浪漫主义的领袖拜伦大加赞赏，对欧洲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予以了高度的评价，表现了其对浪漫主义思想的服膺。　　新月时期无疑是梁实秋取得成果最为丰硕的一个阶段，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思想的接受以及意识深层少时积蕴的本土文化传统的复苏，使得梁实秋写下了大量的文艺批评著作，旗帜鲜明地倡导新人文主义的文艺主张，由此确立了其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的大家地位。这个阶段，梁实秋首先以“人性论”作为他文艺思想的哲学基础和核心，将他的“人性论”与自然人性论、阶级论相比较，强调了人性的社会性、共同性，最终得出了人性是永久、普遍的结论。其次，梁实秋进一步探导了理性与情感之间的关系，提出了理性节制的主张。他认为情感与想象只有在理性控制之下才能产生真正健康的艺术，理性是文学创作中至高无上的因素。达到理性节制目的的三条途径是:文学活动的态度必须具有严重性、文艺体裁必须讲求纯粹性、题材选择必须具有严肃性。第三，在文艺批评观上，梁实秋重点论述了艺术本质论和文学价值观。他直接沿用了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把艺术的本质判定为“摹仿”，认为艺术摹仿的对象是“真”和“理想”，“超过耳目感官的现象界”的人性理性;文学价值观方面，梁实秋主张在文学与政治保持距离的同时，又强调文学干预人生的社会作用，试图在超脱派和功利派之间寻找一条折中的道路。概而言之，新月时期的梁实秋以人性论为基石、理性制约的方法为脚手架，建立了以道德为最终目的的理论大厦，表现了一个新人文主义者的坚定立场。　　后期梁实秋逐渐淡化了其新月时期的论调，文艺思想上产生了一些新的变化，最突出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梁实秋自觉接受儒道释的思想，更注重对本土传统文化的吸收。一方面梁实秋从参照角度和内容上对其新月时期的人性论思想进行了修整。传统的积淀、双重人格的制约形成了其文艺思想转变的内在基础，而抗战时期物质精神上的变化以及复古思潮的影响则像催化剂，这些原因的综合使得梁实秋文艺思想的转变成为了一种必然。也正是这种转变才使得梁实秋的文艺思想逐步走向完善。　　梁实秋的文艺思想中存在着较多矛盾，如抽象的人性论、人性的普遍性与天才论、文学的功利性与反功利性等，这实际上是梁实秋矛盾心理的必然结果，反映了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困惑。但另一方面，他又吸收了西方文艺思想的精髓，其文艺批评中的人本主义精神和与众不同的启蒙意识，表现了自己深入冷静的思考，透射出独特而又鲜明的现代风采。　　所谓“复古”，只是文学参与现实的一种策略;用“复古”的方式去解决纠正现实文学创作中的弊端，才是文化保守主义者的真正意图。因此从这个角度出发，在梁实秋身上有具有其积极的一面。梁实秋文艺思想的嬗变，真正体现了对东西方、传统与现代思想的兼蓄并受，超越了中西对立的简单化思维的旧格局，为中国新文学批评建立博大开放的品格作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