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余管理虽然不违背会计法规政策的框架,但内部利益相关者的有意选择倾向相悖于会计信息质量要求中的客观可靠性原则,将本该客观的财务数据置于利润操纵的黑箱,从而导致投资热情遭遇寒冬。商业银行处于社会资本运动的中心,其是否稳健经营关系着国家金融体系的健康发展,因此对商业银行的盈余管理需要投以更大的关注。本文以中国银行为盈余管理的案例分析对象,将金融资产会计处理作为切入窗口,试分析2018年元旦实施的第22号会计准则是否对中国银行的金融资产盈余管理自由裁量权产生影响。首先,整理得到中国银行金融资产和金融投资利润的分布,初步把握中国银行利用金融资产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行性。其次,借助应计利润法Jones模型确定中国银行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修订前后是否存在利用金融资产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确定后文的研究基础。接着,在确认中国银行在新准则修订前后皆存在盈余管理的前提下,利用模型计算得到的操纵利润DA值来确定新准则对中国银行的金融资产盈余管理自由裁量权是否产生影响。最后,具体分析三项细分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增减变动、减值和出售处置在当年利润中的占比变化,来阐明新金融工具准则对中国银行的金融资产盈余管理带来何种具体影响,最终认识中国银行最常用、最有力的盈余管理手段。研究结果显示,中国银行在样本期间一直存在盈余管理行为,且在新准则颁布实施的节点,中国银行的金融资产盈余管理方向突然由“向上”转为“向下”,证明新准则确实能够对中国银行的金融资产盈余管理自由裁量权产生影响。通过对三类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值和处置案例分析,阐述新准则对中国银行的金融资产盈余管理产生的具体影响,并得到最为常用且事半功倍的盈余管理手段是“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会计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