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创新者在进行技术创新项目决策时,它对技术创新项目的溢出情况的预期将直接影响到创新资源的投入水平,即技术创新溢出的大小、难易程度和速度等将直接影响到技术创新者对技术创新项目的预期收益,进而影响到技术创新的资源投入水平,甚至在溢出严重时放弃技术创新项目。解决技术创新溢出问题是关系到技术创新活动的普遍活力的问题,也是发展经济、提高社会福利所需要权衡的问题,是国家构建技术创新体系中必须要解决的重要现实问题。本文认为,技术创新在技术创新的全过程及其技术成果的交易、技术转移等过程中都存在溢出,溢出的途径也多种多样,但是无论形式如何,从技术创新溢出的根源上分析,可以分为两类技术创新溢出:一是绝对溢出;二是相对溢出。前者是当前社会法律制度都无能为力的技术创新溢出,而后者是与技术创新制度安排的完善程度相关。也就是说,技术创新制度的完善程度决定了技术创新相对溢出的大小。因此,解决技术创新溢出的重点是解决技术创新的相对溢出,途径是完善技术创新制度。技术创新溢出的存在影响了技术创新的积极性,但是对于技术创新者来说只要收益大于投入,它仍然有积极性进行技术创新,只是技术创新的速度及其技术创新产品的供给将不能达到社会最优水平。特别是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技术创新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和影响力在不断上升,现代企业竞争和国家经济发展正日益依赖技术创新,各国学者和政府官员都认识到技术创新已经成为企业和国家经济竞争力的核心、决定因素。于是人们的认识和观念也发生了较大的转变,对经济发展关注的重点转向如何推动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开始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过渡,表现出对高技术领域的投资迅速增加,高技术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成为国民经济的基础。经济竞争的焦点开始由自然资源、资本转向技术、人才,竞争的核心由产品和服务领域前移到产品的技术创新阶段,也就是说,技术创新能力已经成为国家和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从推动技术创新的实践来看,各国政府为了与现代技术创新要求相适应,纷纷出台了有助于技术创新的激励政策和保障制度,同时随着技术创新的拓展,技术创新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技术创新制度的不断健全和完善推动了各国技术创新能力和水平的快速提高。这里的技术创新制度是指与技术创新过程及收益紧密相关的规范和准则。主要是指知识产权制度和技术创新市场制度以及技术创新的政策等。有效的技术创新制度安排总是通过鼓励市场竞争,减少市场外部性,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各种资源要素和技术成果的流动和交易,最终有效地保护技术创新者的权益和收益。而技术创新的成本收益情况的变化,反过来对制度安排进行诱导,要求制度进行新的安排和变迁。由于技术创新是一系列技术的系统、连续的创新,而且速度越来越快,因此,技术创新不光是企业(企业被认为是重要的技术创新主体)的事,国家技术创新体系日益受到重视。各国政府为了提高整体技术创新能力,一方面加大了对技术创新的直接投资,另一方面也深刻认识到光靠政府投资是无法提高国家的技术创新能力,很难满足市场对技术创新的需要,因此,各国均在努力完善本国的技术创新制度,降低企业利用各种资源进行技术创新的成本和风险,促进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和经济发展。随着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竞争压力,其核心是技术创新。中国政府和领导人高度重视技术创新问题,制定了本国的技术创新计划。但是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依然十分有限,在许多方面还缺乏国际竞争力。原因是多方面的,如经济技术整体水平比较低,对于技术创新的总体投入水平不如发达国家,但就企业而言,技术创新动力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国技术创新制度建设滞后,使得技术创新溢出效应扩大,技术创新者基于技术创新的收益回报就越少,影响技术创新者对技术创新的进一步投资的积极性,限制了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因此,技术创新制度安排已经成为影响中国技术创新能力和经济持续竞争力的瓶颈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近年来,中国在技术创新制度建设方面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完善,但是由于技术的飞速发展,技术创新的领域不断拓宽,技术创新制度供给仍然严重滞后于技术创新制度需求。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科研技术力量主要配置在科研机构和高校中,企业整体技术创新能力较弱。相对而言,国有大企业实力较强,但计划经济遗留的问题较多,技术创新的实际能力并不理想,而且实际溢出也比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要大。大量的中小企业虽然有的已经成长为比较大的实体,但总体来看,我国中小企业的技术力量比较弱,技术创新能力十分有限。因此,企业在技术创新中进行合作的愿望比较强烈,另一方面,实际的技术创新合作,包括科研机构、高校在内实际上就是扩大了技术创新的溢出。由于技术创新与产业化的分离在我国比较普遍的与企业进行的技术创新合作很少,能够成功的更少,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各方信息沟通、技术交流、资源整合中不能充分合作,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企业常常借助于“土办法”来保证自身的利益,而不是求助于制度,这本身说明我们的技术创新制度供给不是有效的,或者说是滞后的,这种结果加重了技术创新保护的负担,,因此,技术创新收益还必须通过技术成果的交易才能实现,而我国的技术中介服务机构数量少、服务能力弱、信息收集成本高,使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率低,而且交易费用较高,同样这种费用最后要由技术创新者从技术创新的收益中得到抵偿。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过程中交易费用越高,说明技术创新溢出也越大,技术创新活动受到的抑制也越严重。无论政府还是企业都认识到:经济发展必须更加依赖于技术创新,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是增强经济发展能力和竞争力的核心。技术创新积极性以及技术创新能力的逐步提高的关键是要解决技术创新的溢出问题,这样,对技术创新制度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就变得十分迫切和重要。根据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制度供给和制度变迁中存在惯性和时效性,这说明中国技术创新制度不可能直接借用国外的技术创新制度,必须结合自身特点进行研究,了解中国技术创新制度的变迁轨迹和特点,提供有效的技术创新制度并不断加以完善。目前国内外已有的相关研究主要是从不同的目的出发,研究政府对技术创新的干预政策及其效果,或者是考察政府应当选择的技术创新项目,以及科研资助、政府投资及其效果等,其目的是直接为促进经济发展服务。本文的研究与上述研究的不同在于,通过对技术创新溢出及其对技术创新者的收益影响的分析入手,探讨技术创新溢出存在的制度原因,寻求制度上解决的根本途径。首先在技术创新理论综述的基础上,界定了技术创新的内涵,对技术创新外部性(溢出效应)进行了分析,并且运用经济学模型深入讨论和分析技术创新外部性的产生机制,揭示了技术创新溢出中绝对溢出与相对溢出的存在以及两者的差异。在模型中还讨论了技术创新制度完善程度(以相应的制度成本替代)对技术创新绝对溢出和相对溢出的不同影响,得到了技术创新相对溢出直接与技术创新制度完善程度相关,以及只有当技术创新制度成本为零才能彻底解决技术创新相对溢出的结论。探讨了通过知识产权制度、技术交易制度、政府干预等途径解决技术创新溢出问题的可能性和预期效果。发现实际的制度建设不可能达到零成本,因而解决技术创新相对溢出的制度努力只能起到有限作用。政府干预可以发挥多方面的作用,在技术创新投资、政策引导、成果转让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是政府参与技术创新活动或进行千预,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技术创新的溢出问题,通常也只能起到部分补偿和激励技术创新者的作用。通过实证分析揭示了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企业在技术创新溢出方面的差异,以及中国技术创新体系的特点及其制度安排的惯性。由此决定了中国技术创新制度安排时,必须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制度创新的目标定位应该是努力减少技术创新溢出,要把制度创新、政府干预与企业的自我保护相结合。技术创新溢出的制度安排是一个涉及技术经济、社会制度理论扣实际政策执行等多个学科领域的研究项目,在收集资料方面比较困难;加上本人知识背景和能力的限制,以及论文写作时间较长,一些论证所用的资料不能完全代表最新状况,有些结论的得出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实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