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兆杜氏肇始于西汉御史大夫杜周。杜周以文法起家,位列三公,奠定了家族绵延发展的基础。其子杜延年同样以文法入仕,延继高位,西汉昭宣时期得意于庙堂,徙家杜陵,子孙袭封侯爵,家訾巨万,蔚为豪族,京兆杜氏至此形成。东汉时期,京兆杜氏在官场上逐渐式微,但子孙绵延未绝。其中杜笃以文学声名传世,文法家风开始与儒学融合。曹魏、西晋时期,京兆杜氏由杜畿、杜恕、杜预三代积功而达至鼎盛,烜赫一时。永嘉乱后,家族四散,杜预子孙各自依势而立,分仕南北不同政权。南渡房支中,杜锡房支下杜乂家族因其早逝无子而最终泯灭;杜耽房支下杜灵启家族以军功自立,自成形势,于唐代发展成襄阳杜氏。留守北地的房支中,杜跻后人迁于魏郡,逐渐与胡姓杜氏合流而失去标识;杜尹房支成员和杜锡曾孙杜悊后世则仕于北魏、北周,保存实力,成为唐代京兆杜氏的主要组成部分。在这个家族不断分崩的过程中,京兆杜氏始终保持着很好的家族向心力,隋唐时期,该家族以关中士族身份位居社会上层,随社会政治变迁而沉浮兴衰,在初唐和中晚唐的政局中颇具影响力。终唐一代,京兆杜氏始终作为中央政权的坚定维护者,与中央政府形成命运共同体,最终与唐王朝一同陨落。京兆杜氏维系了千余年的起伏发展,其兴衰背后原因多样。本文即在厘清京兆杜氏发展脉络的基础上,重点考察其发展过程中出现波折、直至最后衰亡的原因。不难发现,两汉时期是京兆杜氏的发展成型期——西汉杜氏家族以官宦之家演变成豪族,再逐渐成为世族,奠定其政治和社会地位;东汉时京兆杜氏的文法家学开始与儒学融合,逐渐形成文化优势,即使政治地位式微,仍处于上升阶段。两汉时期,社会和政治等外力只能影响世族的发展速度,但不会影响其发展走向。该时期内豪族和世族是地方和官宦士人的代表,是中央集权和专制皇权争取的对象,属于统治阶级的合作者。这个现象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表现更加明显。在汉帝国分崩离析的状态下,各个政权贵族政治倾向明显,世族和士族趋向合流,世族出身的士人不仅是国家的文治担当,更是维系政权稳固和合法性的关键。因此京兆杜氏在当时家族规模达到鼎盛。永嘉之乱给士族带来的影响不仅仅是使得家族分化剥离,更重要的是导致了士族形态和性质的深刻转变——向政权靠拢意识增强,京兆杜氏在以后历史阶段的表现尤为明显。隋文帝建立大一统帝国以后,中央集权和专制皇权再次加强,士族因为拥有比皇室更为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甚至社会声名,成为加强君权的阻碍,从而受到统治者排斥。在这个复杂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士族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由最初的皇权政治合作者变成了皇权政治的附属,慢慢失去了原有的地位和作用,也失去了在政治上的主动权。京兆杜氏在唐代社会的主要表现就是依附皇权和中央政权,最终随着唐王朝而一同消亡。就京兆杜氏而言,不同于其他士族因家族迁徙而失去乡村根基、从而丢掉能够自持的根基的情况,它衰亡的主要原因在于其性质的转变,同时失去了文化和社会优势。与唐中央政权命运的捆绑使得京兆杜氏随着唐王朝的崩溃而消亡,即使历经五代和宋朝,也未能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