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外交事务的政治化过程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其过程复杂而曲折,而北京政府统治权威的缺失则是导致民初外交事务政治化的根本原因。民初中央政府权威的缺失体现在两方面:其一是中央政府政治权力(Political Power)的下放或转移,由此造成北京政府的“权威危机”;其二是公共权力(Public Power)的日益增长和扩散,其结果导致民间社团力量对北京中央政府的统治权威构成严重威胁。当北京政府的中央权威在1910年代后期日益衰落后,更多的城市精英分子也开始卷入反抗政府的抗议运动中,而政府外交的失败每多成为外交事务政治化的重要契机。历史表明,1919年的五四运动成为民初外交事务政治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而在五四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五四学生界则是民初外交事务政治转向过程中的主力军或前锋。在五四运动之前,民初外交事务的政治化现象主要发生在政府体制内部的派系斗争层面,尚未扩展到广大社会团体领域,而一般社会精英团体尚能够对北京政府的权威怀有一点“敬畏感”。五四运动也是民初学界、商界、工界在政府外交事务中实现跨阶层大联合的重要开端,并为1920年代初期以各种城市精英联盟为主体的国民外交运作方式提供了重要范例和组织经验。上述社团或业界是推动民初外交事务政治化的重要民间力量,他们以当时国际上流行的“民族自决理论”、“公开外交理论”和“国民外交理论”等话语体系来塑造他们参与或监督政府外交事务的合法性,同时也为政府外交事务的大众化提供了理论支撑。政府外交事务的大众化结果必然是泛平民政治时代的到来,这意味着北京政府的统治权威将因外交事务的政治化、大众化而走向瓦解。民初外交事务的政治化客观上也受到国内社会团体自身利益的驱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政治建筑,民初外交事务的政治化是近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巨大变迁的深刻反映。五四时期,中国商界、报界、学界和工界对政府外交事务的积极参与说明上述阶层对自身社会地位的高度认同,也显示上述阶层的政治地位在近代中国社会政治转型过程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提升”。在这种变动的社会阶层结构背景下,民初外交事务的政治化在报界、商界、学界和工界精英分子所组建的民众团体上找到了社会基础和推动力量。在民初外交事务的政治化进程中,五四学生界是推动外交事务政治化进程的排头兵,而商界则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毕竟,具有政治化意味的国民外交的实施在关键时刻需要相当的物资实力作后盾。民初外交事务的政治化客观上反映了近代中国人有关“民族国家主权观念”意识的民族自觉。在1910年代,中国国家认同观念是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其理论内核,由此决定“爱国式民族主义”成为该时期国人形成“外交重于内政”的价值判断。但到了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由于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公众开始质疑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民族国家观念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同时舆论界开始出现“争国权与惩国贼”并重的政治口号;另一方面列宁主义所倡导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新型民族国家观念开始登陆中国思想界,并很快吸引了大批左翼知识分子的信奉和鼓吹。随后,具有革命潜能的列宁主义国家观念开始逐渐取代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民族国家观念,同时也加剧了国人的国家认同危机。简言之,国人在五四前后关于国家认同观念的革命性转变是民初外交事务政治化的思想根源。1920年代初列宁主义政党在中国的组建开始改变中国社会资源的传统整合方式,并动摇了北京政府与城市社会精英团体之间原本依靠传统关系网络所维系的互动关系机制。同时,以国共两党为代表的新兴政治势力开始与北京政府争夺现代中国“国家建构”的政治领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