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资本流动日趋活跃，外国直接投资（ForeignDirect Investment，以下简称FDI）成为主要的资本流动方式之一，也成为发展中国家获取国外资金的主要方式之一。由于FDI是资本、营运能力、技术和知识的经营综合体，包含着国际贸易和产业转移的内容，可以促进贸易和投资的互动，有利于东道国的产业结构改善和升级。大量的经验研究结果表明，在新技术革命飞速发展以及国际分工日益加深的时代背景下，FDI已成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获取国外先进技术最重要的渠道之一。通过FDI，发展中国家可以用相对较低的成本获取国外相对先进的技术，充分发挥“后发者优势”，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甚至赶超发达国家。但是，FDI是一把双刃剑，也可能给东道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东道国的发展带来负面效应。　　我国很早就意识到，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科技迅猛发展、世界各国竞争越来越激烈的背景下，国家经济竞争力的提高，不能仅仅凭借低成本的劳动力和巨大的市场潜力，更不能依赖政府大规模但不一定有效率的投资，而应该通过不断的技术进步来实现。技术进步可以通过自主创新和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来获得。然而，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还很大，在自己的技术创新的规模和水平都有限的情况下，中国技术进步还得依靠从国外引进先进的技术。FDI作为国际技术转移和技术溢出的主要渠道，受到了我国的高度重视。　　基于这个指导思想，在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历程中，我国引进了大量的外资。毫无疑问，大量利用外资对于提升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促进人力资本开发和利用等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然而，引进了外资不等于就引进了技术，经济增长主要是通过生产要素的大规模投入而不是技术进步取得的:目前劳动力和资金投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占60％左右，技术进步的贡献仅占40％左右，与国际水平(60％-80％)相差甚远。这种情况使人不得不对我国从FDI中获得的技术增长的幅度提出质疑。　　另一方面，在FDI促进东道国技术进步的理论中，有一个关键词:掌握物化(Embodied)，指东道国对FDI包含的国外先进技术有一个消化、吸收和创新的过程。东道国的这种“掌握物化”的能力通常被称为东道国对FDI的吸收能力。Borensztein at el(1998)的实证研究指出，在FDI技术溢出的过程中，吸收能力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东道国的人力资源水平的高低。　　那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技术进步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FDI以及中国的人力资本水平在中国对FDI的技术溢出的吸收过程中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昵？研究准备从FDI技术溢出的机制出发，以中国吸收FDI规模较大的广东、上海、浙江的历史数据为分析对象，构建实证研究模型，以期对上述的问题作一个论述，并给出一些建议。　　研究主要采用以理论为基础的定性分析和以实证研究为基础的定量分析并重的方法。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国际技术溢出的机制，主要内容为扩散的路径;其次，对国际技术溢出的理论模型进行了论述，通过数学方法将技术溢出中的诸多因素模型化，使其更加明晰;最后，通过将前人的经验分析同自己独特的研究目的相结合，本文构建了自己的实证分析框架和实证研究模型，利用ADF单整检验、Johansen协整关系检验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广东、上海、浙江的技术进步程度、国内研发存量、以及通过FDI溢出的国外研发存量和同人力资本相联系的通过FDI溢出的国外研发存量的相互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并同时检验这几者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它们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等等。　　行文结构上，首先阐述了研究背景、目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其次从静态的角度论述了国际技术溢出的机制，即技术溢出的渠道或技术传播的载体，并且对国内外关于国际技术溢出或溢出的众多实证研究进行了总结;接着是中国引进FDI的介评，回顾了中国外资引进历程，并评价了其作用，在肯定了外资对中国经济增长所具有的正面效应的同时，指出了中国引进外资的若干不足。外资的大量流入，毫无疑问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但中国外资具有的非缺口、资本的边际效率逐年下降、技术含量低以及偏向劳动力寻找型等性质，使外资在技术溢出上的效果更加引人质疑，也使其后的实证研究更加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接下来的实证分析以中国东部的上海、广东、浙江为分析对象，对这些区域的外资技术溢出程度进行了定量分析。在之前介绍的技术溢出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借鉴国际惯用的对FDI的技术溢出进行直接测度的Coe&Helpman的研究方法和将人力资本列入影响FDI技术溢出效应的Borensztein et al(1998)的实证研究方法，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和独特的研究目的，构建了自己的实证分析框架和实证研究模型，验证了FDI对这三个区域的技术进步的促进程度，以及人力资本对这三个区域吸收FDI技术溢出的影响程度。　　结束语部分在总结实证分析结果的基础上，从我国的现状特别是和人力资本水平相关的制约FDI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的提高的因素出发，具体分析了促进我国技术进步的策略。　　研究通过实证结果分析得出的主要结论为:首先，国内研发存量和通过FDI溢出的国际研发存量对广东、上海、浙江的技术进步都有促进作用。但是国内研发溢出对技术进步所起的作用明显大于通过FDI溢出的国际研发存量，外资在促进中国技术进步上发挥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我国技术进步主要还是靠自我创新，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我国所谓“以市场换技术”的方针没有达到它预期的效果。其次，人力资本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我国对FDI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且这三个省市的人力资本都不够充裕，导致当地的外资的技术溢出无法完全被吸收。最后，在以人力资本为吸收能力的指标参与方程的观测时，结果表明，广东和上海的FDI对技术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相对高端的技术领域，而浙江的FDI对技术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中等技术含量的领域。　　我国引进外资的初衷，除了弥补国内的资金缺口，更主要是希望以市场换技术的方式促进国内技术水平上升。目前国内诸多研究FDI溢出效应的文献将研究重点定为我国经济增长，研究技术进步的很少。虽然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有一定关系，但并不能相互替代。研究以FDI技术溢出同我国的技术进步的关系为对象，针对我国实际情况和研究目的，对国外实证模型进行了改进;基于对FDI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提出了一个外资技术溢出作用机制的分析框架。对广东、上海、浙江三个省市外资技术溢出程度和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