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东方好莱坞的香港电影,因成功打造许多商业类型,一度成为亚洲电影的代表。其中警匪电影作为犯罪类型电影中最卖座的一种,受到的关注度最高。香港警匪电影在1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其叙事方式、角色塑造、情节结构、审美风格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在以往的香港警匪电影研究中被不少研究者关注,其形成的成果,构成了研究香港警匪电影的知识图谱。1997年香港回归后正式实行“一国两制”,这一重大的历史转折,带给港人和香港区域文化的影响重大深远。由于历史原因“华洋杂处”的香港,一直是影视作品中诸多传奇故事的发生地。在香港警匪类型电影中,传奇也成为警匪故事的出发点,角色关系的建立、情节的推进和矛盾的解决,都或多或少依托于此,获得了很好的票房效果。1997年后,香港警匪电影作为电影的典型类型,电影叙事元素以及类型元素的内涵逐渐发生了变化,与时代变迁的要求相呼应。本文认为这种变化不仅是香港电影人商业策略的考虑,还与香港人文化身份认知的变迁紧密关联。但目前学界对香港警匪电影的分析中,多是以研究导演、警察形象、单部电影、意识、历史和文化入手为主,文化身份认同是被研究者忽视的一个视角。基于此,本文通过文化身份认同的视角,选取香港1997年以后的48部警匪电影进行分析,希望较为全面的认识香港警匪电影中文化身份认同这一对象,挖掘其中的叙事立场和策略,发现其传播规律,凸显文化身份认同在香港警匪电影传播中所发挥的价值与达成的效果。最后,本文思考未来如何继续发挥文化身份认同的价值,增加电影与受众的连接,以此进一步提高香港警匪电影的关注度。为了达成写作目的,本文除绪论、结语外,主要由三章组成。第一章,发现“九七”后香港警匪电影中文化身份认同的发展脉络及传播动因。首先厘定香港警匪电影中文化身份认同分为三个时期,第一阶段为“九七”回归后至2003年,视为香港警匪电影的文化身份认同迷茫期。第二阶段为2004年至2015年,由CEPA政策实施以来进入了香港警匪电影的文化身份认同探索期。第三阶段为2016年至现今,进入了香港警匪电影的文化身份认同共生期。并且从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阐释了变化的原因。第二章,认识到“九七”后香港警匪电影中文化身份认同的叙事建构为时间、空间、人物元素,电影有意地通过三个元素内部的变化来阐释不同的文化身份认同。第三章,寻找电影扩大文化身份认同的策略,发现电影利用情感、游戏、仪式和原型概念来突出文化身份认同,增强与受众的连接,促使电影达到一定的传播效果。并对未来电影中文化身份认同的发展提出策略建议,既有应对两地叙事传播的策略,也有从政策和市场入手来培养现有的文化身份认同,进一步促进香港警匪电影传播。电影是表现民族文化、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媒介形式,香港警匪电影同样如此。警匪类型作为香港电影乃至华语电影的重要类型电影,承担着展现国家形象的桥头堡作用。影像中文化身份的建构,不仅是文本的叙事立场和叙事策略的问题。从现实层面来看,它还会影响到影像叙事传播的效果,以及受众对自我文化身份的认知。在电影中文化身份认同承担着重要作用,连接着受众情感,成为电影能否被接纳的一大因素。结合现在的地域叙事传播、政策、市场策略发展,未来香港警匪电影可以尝试在文化身份认同上展开延伸,在追寻大中华文化和香港本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叙事升级,打造具有民族共性的电影叙事,提升受众的接受度。政策市场上依托火热的大湾区建设、《香港国安法》推进、网络化宣传等策略,营造健康的社会环境,培育受众的兴趣爱好,促进场内和场外之间的文化合作交流。最终受众在观看完警匪电影后,感受你我相互认可的文化身份,促使现实身份的建构与香港警匪电影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