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家庭溢出是工作家庭研究领域十分重要的概念，对于已婚职员来说，处理好工作与家庭生活之间的平衡既是挑战又是威胁。本研究聚焦于工作-家庭消极溢出的前因变量研究，探讨工作倦怠对于工作家庭消极溢出的影响，并分析其间可能的中介、调节机制。　　本研究采取纵向设计，对176名IT公司已婚员工进行了两次问卷测量，中间间距三个月的时间，最终有效追踪125名被试。在两次测量中，被试完成了工作倦怠量表(MBI)、简版应对量表(Brief COPE Scale)、流行病调查中心抑郁问卷(CES-D)、控制感量表、工作-家庭溢出量表。使用结构方程建立了一个中介模型和一个带有中介的调节模型，两个模型拟合良好。其结果显示:　　(1)时间点一的工作倦怠能显著地预测时间点二的工作-家庭消极溢出。　　(2)工作倦怠的三个维度对工作-家庭消极溢出的影响机制各异:　　i.情绪耗竭通过抑郁和控制感缺乏两条中介路径影响工作-家庭消极溢出;　　ii.低效能感通过控制感缺乏而导致工作-家庭消极溢出;　　iii.讥诮并没有通过任何中介路径，而是直接影响工作-家庭消极溢出。　　(3)问题取向应对在“工作倦怠——控制感缺乏——工作-家庭消极溢出”这一中介机制的第一阶段起调节作用，即，问题取向应对与工作倦怠的交互项能显著地预测控制感缺乏，并且这一交互项通过控制感缺乏而影响工作-家庭消极溢出。　　基于生态理论和溢出理论，本研究验证了工作倦怠对工作-家庭消极溢出的影响，并探讨了其中的中介和调节机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