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数十年改革与发展,中国已然屹立于全球制造业大国行列,但非制造业强国,部分新兴技术受制于人,区域间产业协调程度不一。后工业阶段,劳动力成本增加、相关领域市场体制有待改进、资源环境问题凸显,中国顺应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把先进制造业转型升级作为重头戏,旨在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解决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生产性服务业是制造业随着社会分工日益深化,将其内部保险、通讯等为生产者服务的部门独立出来为其提供专业化的中间服务,可以利用自身技术优势为制造业升级发挥积极的助力作用。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中国庞大市场潜力对海外资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生产性服务业FDI纷至沓来形成可观的集聚规模,并通过规模经济等效应降低产品和服务生产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向价值链上游的研发咨询与下游的物流配送不断渗透,带动企业吸收先进知识技术,增加产品附加值,有利于推进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中国制造业发展带来新机遇。但中国经济的发展存在地区差异,东部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率先发展,具有成熟的经济基础,生产性服务业FDI集聚多发生在信息技术等高技术行业,中西部则稍逊色,集聚主要在批发零售业。另外,由于国内生产成本的不断攀升,部分以廉价劳动力为主导的海外工厂选择撤出。基于此,大力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建设,破除固有的以低价资源要素为竞争力的外资吸引模式,发展自身品牌优势利于中国制造业升级。纵观研究文献,多是围绕中国制造业升级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关于生产性服务业FDI集聚对中国制造业升级的研究不在多数。此外,国际上未能对生产性服务业有一个统一的分类标准,本文参考国内外学者分类情况及国家统计局《生产性服务业统计分类（2019）》作为界定生产性服务业的六大细分行业的依据。最后采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办法,定性定量分析生产性服务业FDI集聚对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影响,希冀为中国制造业升级提供思路帮助。本文通过梳理有关文献和基本理论,总结生产性服务业FDI集聚对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影响机制,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并通过CIP指数和区位熵指数对中国生产性服务业FDI集聚现状从总体层面和地区层面进行测度和分析,发现中国生产性服务业FDI集聚规模扩张平稳,在新产业革命浪潮下日益重视金融业、信息传输等高技术行业的发展,此外,东部地区凭借优越的发展条件在生产性服务业FDI集聚上优势显著,中西部则逊色,但随着资源、人口、政策等红利消失,近年外商面临日益增加的生产成本渐渐撤离中国市场。接着本文将制造业升级分成结构高级化和结构合理化两方面进行考量,分别采用UPG指数和泰尔指数,根据数据可知中国制造业高级化和合理化水平总体呈良好趋势,但仍有较大发展空间,同时与生产性服务业FDI集聚现状类似,制造业升级存在地区差异,东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FDI集聚优势明显,制造业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中西部地区则以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加工制造业为主,但随着中西部地区不断崛起,差距已朝缩小趋势。再利用静态面板模型,解释生产性服务业对中国制造与升级的影响,通过替换制造业升级变量与改变控制变量数目进行稳定性检验,实证分析出生产性服务业FDI集聚对中国制造业升级有正向影响,且东部地区影响显著于中西部地区,同时控制变量开放程度、教育水平、交通发达程度和互联网使用程度均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与制造业升级有正相关关系。最后总结全文并从拓宽生产性服务业FDI准入门槛、缩小区域差异、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与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的角度出发提出对策建议。本文共五章节。第1章是绪论。此部分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与意义、文献综述、研究结构、研究方法、创新点与不足之处。第2章是理论分析部分。首先参考前人研究对生产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FDI集聚、产业升级和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内涵进行界定,再梳理并总结部分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业集聚理论以及产业关联理论,同时借助规模经济效应、资金供给、技术溢出效应和产业转移作为研究机制,分析生产性服务业FDI集聚对中国制造业升级影响路径。第3章为现状分析。利用衡量指标分别对生产性服务业FDI集聚和中国制造业升级进行总体和区域间的测度阐述两者发展情况,其中制造业升级分为结构高级化与结构合理化两个维度,分别使用UPG指数和TL指数。第4章是实证分析部分。主要介绍模型及各变量的选取,通过STATA12模型实现回归分析与稳健性检验,确认生产性服务业FDI集聚对中国制造业升级具有显著影响,且存在地区差异。第5章总结全文并从生产性服务业FDI集聚进一步发展、拓宽外资准入门槛、统筹区域发展、培养人才和创新激励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