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中的鸿篇巨著，而其中的诗歌作为小说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仅与主题的发展密切相关，还反映了角色的性格，预示了人物的命运。诗歌翻译作为一种最难的翻译形式，值得深入研究。目的论是德国功能主义理论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一种新兴理论。它摈弃了传统的翻译标准——对等，取而代之以“充分”。它将翻译视为一种有目的的行为。目的法则决定了在特定文本中翻译策略的选择，使用这种策略可以产生在功能上充分达到要求的目的文本，可以充分实现翻译的目的。本文将目的论应用于《红楼梦》中的诗歌翻译，并采用杨宪益和大卫·霍克斯的两个著名的英译本作为个例分析。不同的参与者，不同的文本类型在翻译要求和目的的形成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杨译本中，发起者和委托人均是外文出版社，是杨宪益夫妇工作的地方。该出版社一直有系统地将中国文学主要作品都译成英文的设想，这也符合杨宪益本人的想法：让外国人了解中国丰富的文化遗产。但六十年代所处的恶劣的政治环境限制了杨译本的发挥。与之不同的是，霍译本的发起者和委托人是霍克斯本人及企鹅出版社。该出版社目的是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文学中一部了不起的社会风俗小说，霍克斯则出于对这部伟大杰作的热爱及想要与西方读者分享书中乐趣的热切愿望。另外，霍克斯与企鹅出版社签订了合同，所以他在选择作品上可享有更多自由。前述种种因素促进了翻译要求和目的的形成，并极大地影响了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目标文本接受者的定位也至关重要。严格来说，目标读者和文本接受者是两个概念。目标读者是作者或译者设想的有可能的读者，而文本接受者是真正阅读、聆听文本的个人、团体或组织。杨译本的目标读者是对中国文化感兴趣并有一定基础知识的西方读者，霍译本则是面向西方大众，不太了解中国但有一定兴趣，他们阅读主要为了消遣。实际上，这两个英译本的文本接受者不光是西方读者，还包括中国的英语爱好者，特别是翻译研究者。赖斯的文本类型理论帮助译者确定特定翻译目的所需的合适的对等层次，使之更深刻地了解交际功能的语言标记和功能翻译单位。一般来说，诗歌属于表情性文本，译者应重视原文，力图塑造相似的文体效果。由于《红楼梦》中诗歌的特殊性，它不光属于表情性文本，还属于传意性和使役性文本，译者应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对待。由此，杨译本和霍译本形成了各自的翻译要求和目的，并在其指导下，选择了恰当的翻译策略。杨宪益为了保存并介绍中国的文化遗产，采用异化的翻译方法，而霍克斯为了让西方读者得到愉悦享受，采用归化译法。本文主要分为六章。第一章介绍了研究的必要性，列出了文献综述，并提出了论文的假设和框架结构。第二章讨论了诗歌翻译的几个中心论题，比如诗歌的可译性问题，诗歌的本质问题以及读者意识问题。第三章详细介绍了归化和异化，重点在于分析这两种翻译策略与直译和意译的相同点和不同点。第四章在对功能翻译理论进行介绍的基础上，将重点放在目的论的具体阐述上。第五章深入剖析在目的论关照下的两个英译本，并从接受美学角度加以辅证。第六章则是本篇论文的结论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