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进程持续加速,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也以牺牲环境作为了代价。尽管为了保护我国生态环境制定了某些法律法规,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打赢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节约资源,保护、恢复生态环境的道路任重而道远。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进一步推进绿色发展,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伴随着我国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建立健全,绿色技术创新日益成为绿色发展的重要动力,是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为提升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如何有效识别出影响区域绿色技术创新的多重条件及其协同效应,进而选择适应性的绿色技术创新政策显得尤为重要。前人关于绿色技术创新影响因素的研究已有很多,大都采用计量方法,基于自变量间相互独立、单向线性关系和因果对称性,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分析单个变量对于因变量的边际“净效应”,缺乏从整体的视角来分析各个前因条件的综合作用效果。实际中,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并非单个因素的作用,而是存在一种“多重并发因果”的复杂因果关系,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是由一些因素的组合而造成的结果。基于此,本文从组态视角出发,揭示多种条件组态效应对我国区域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探究产生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驱动模式。本文以我国30个省市2017-2019年数据为样本案例,基于TOE（Technology-Organization-Environment）框架,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 QCA,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的方法,对我国区域绿色技术创新驱动模式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一）研发投入是产生区域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必要条件。（二）产生高水平绿色技术创新的驱动路径有两种:一种是“政府补贴助力下引进吸收与自主研发相结合型”的驱动模式。这种驱动模式下,政府补贴发挥着核心作用,研发投入和外商直接投资作为边缘条件发挥着辅助作用;另一种是“依托环境规制的自主研发驱动型”的驱动模式。在该种驱动模式中,研发投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以及环境规制三个条件在区域绿色技术创新的发展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人力资本、政府补贴则作为边缘条件发挥着补充性作用。（三）产生非高绿色技术创新的组态有2个。若某区域同时缺乏研发投入和外商直接投资两个条件,该地区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不会高;若某区域同时缺乏政府补贴和人力资本时,即便在高的环境规制力度下,该地区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也不会高。（四）区域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与非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结果存在非对称性,即产生高水平绿色技术创新的各个条件组合的补集并不是产生非高绿色技术创新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