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从2008年建立以来,对促进政务信息的透明化、促使执法人员依法行政及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有着重要的意义。在11年有序的实践推进中,部分当事人滥用信息公开申请权和诉权,在提起大量信息公开申请后再向法院提起大量诉讼,变相制造压力以获取不正当的利益。立案登记制实施后的情况更为严重。该类行为在增加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工作量的同时,也扰乱了正常的司法秩序,有必要对该项行为进行规制。2015年第11期《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公布的“陆红霞诉南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政府信息公开答复案”的判决书里指出了原告的行为“属于典型的滥用诉权,其提起的行政诉讼明显缺乏诉的利益,目的不当,有悖诚信,违背了诉权行使的必要性”。这个案例的公布提升了各界对于滥诉行为的关注度,各地司法机关在立法缺位的情况下,仍不断探索滥诉行为的认定标准和规制路径。本文尝试对2012年至2019年9月10日期间“中国裁判文书网”上775件滥诉案件文书进行统计和归类,在此基础上分析该类行为存在的特征,探析诉权遭到滥用的原因,并从公共管理、人民群众和政府公权力三个角度阐述该项行为产生的危害及其规制的必要性。认定是前提,规制是手段,杜绝是目的:在明确信息公开滥诉概念的前提下,提出以“三要件”作为认定信息公开滥用诉权行为的标准,尝试建立立体的规制体系以期引导信息公开诉讼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