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随着现代经济和金融系统的结构性变革,经济活动中的信用不断广延和深化,信用交易双方出现违约、破产或信用评级波动的总量在增大,信用风险所涉及的领域和规模正在迅速扩展、形态更加复杂、诡异,金融市场上的参与主体在主要利润来源策略上的定位也随之正在积极调整,正是为了应对围绕信用而在业界出现的这一连锁反应,金融市场上各金融及非金融机构(包括国际/国内监管机构、银行同业)都在积极寻求对信用风险进行有效管理的途径——尤其在对信用风险暴露的精确度量模型设计上已经取得了有益的阶段性成果,以期对日趋复杂而又日益重要的信用风险的驾驭,从而获得丰厚的收益;另一方面,我国处在经济转轨、转型的特定历史阶段,信用风险由此而显得格外突出,然而我国在信用风险管理领域非常落后——度量技术方面仍然处于以定性分析为主的传统信用风险度量阶段、不能区分客户风险和债项风险、风险管理理念严重滞后等等。基于此,本文从信用风险暴露细分和信用风险度量模型分类的角度,运用经济学中的边际理论和最优化理论、新制度经济学中的路径依赖理论以及金融学的相关理论,就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度量方法的选择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首先,从新巴塞尔协议和我国银行业两个不同的视角对信用风险暴露问题进行了相关论述。在此基础上,以会计/市场数据可得性和有效性、金融市场发育程度、利率市场化深度、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度以及信用工具本身的特征(尤其是衍生金融工具)等因素作为细分依据,将我国商业银行中信用风险暴露(严格意义上来说,为了突出本文的观点,本文仅仅是对商业银行的部分风险暴露)划分为:零售信用风险暴露、公司信用风险暴露——对大型企业集团的信用风险暴露和银行信用风险暴露——银行对质优上市公司的信贷业务、银行的货币市场业务以及金融衍生产品业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