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与市场关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问题之一。学界关涉该问题的既有研究可谓源远流长、视角各异。本研究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尝试基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时代体现——现代系统自组织理论，用由其生发的自组织思想对政府与市场关系进行系统哲学与经济哲学维度的剖析。旨在打破“片面强调市场作用”和“片面强调政府作用”这两种经济哲学方案的机械论思维，并走向辩证思维。努力向读者阐明:“无形”与“有形”两只手如何可以相对对立而又相得益彰地统一于这样一个经济系统:既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又有政府的有效干预因而符合人的愿望，从而真正实现“活力”与“有序”两全;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到成熟即是此类经济系统的典型样本。用秉承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精神的自组织思想分析中国现实中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这对推进和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无助益。　　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学界既有的三种代表性观点可以说各有偏颇之处。第一，新自由主义片面强调市场作用。实际上，商品数量的极大化和商品运动的随机性也赋予市场另一基本属性:无序性。事实证明，无控制的市场力量自身很难自动产生出一种具有完备功能的经济。这在事实层面揭示了片面强调市场观点的硬伤。第二，政府全能主义片面强调政府作用。对片面强调市场作用观点的拨乱反正与反思，在学理上并不能自然推出对政府全能主义的垂青。事实上，在政府全能主义的经济结构中，供求双方只能通过缺乏“市场意识”的计划者作聋子式的对话，信息纵向传递常因失真或延误等原因而完全失效，这就造成了“政府计划失灵”。第二，强调政府与市场相结合。显然，实现二者有机结合的实质就是处理好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活力和有序的关系”问题:即，政府干预既能有效、市场活力又不会受损。然而学界常只是将政府与市场的作用范围进行了某种数量意义上的比例组合，基本上依然在时而强调政府、时而强调市场的交替循环中打转。这种“结合论”只是一种基于经验的“唯象学”意义上的结合，并没有阐明政府与市场能够有机结合的内在学理。“鱼和熊掌如何兼得”，至今难觅可供依托的理论基础。　　现代系统自组织原理在一个新的哲学平台上为我们分析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提供了分析基础。该理论认为自然和社会的发展本质是进化，进化又是序的提高。但是只有以自组织的方式实现的序的提高才是发展。这种组织是活序结构而非死序结构。它意味着必须把发展和生命的特征联系起来，否则就没有效率和活力。具体而言，现代自组织理论为我们分析经济系统提供了可资利用的两个理论基点。其一，在世界观层面，该理论澄清了经济系统的性质。宇宙中那种开放性系统的序由其内部要素相互作用主导形成，实为活序结构的自组织系统;而封闭性系统的序乃外部他发作用主导形成，则属死序结构的他组织系统。当我们将自组织的世界观应用于人类经济系统，发现这是一个包含着无数子系统的复杂之物，其性质既可为自组织系统，亦可为他组织系统。当其内部自发作用主导系统秩序形成时，为自组织经济系统，如自由市场经济;当外部他发作用主导系统经济秩序形成时，是他组织经济系统，如传统计划经济。而且，两种经济系统的整体性质可以相互转化，但它们同时遭受着内部自发作用和外部他发作用的共同影响。其二，就如何看待价值及人的能动性而言，现代系统自组织思想认定社会经济发展一方面有着确切的客观性内涵，即系统秩序的进化提高;另一方面，又包含着主观性根据，即这种秩序的提高必须符合人的价值目的性，两者缺一不可。这就强调了价值与人的能动性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　　由上述两个理论基点可知，片面强调市场或政府某一方的新自由主义和政府全能主义在世界观层面和价值观层面都有错谬。第一，在世界观层面。前者在本体论和认识论层面的阙失有二:首先，只承认自组织的经济系统而排斥他组织经济系统，又将经济系统自组织毫无例外地解读为仅仅以试错法开辟前进道路的自发秩序，因而片面强调该系统中的市场自发作用;其次，对理性有限性进行绝对化理解，认为人类理性始终无法克服市场经济的“信息难关”，因而排斥政府干预的他发作用。后者则又跌入了另一个极端:首先，认为经济系统最好的就是政府计划的他组织系统，因而片面强调政府的干预作用;其次，基于对人的理性有效性和能动性的过高估计，认为人类理性可以有效进行计划调控，因而排斥自组织经济系统及市场自发作用。第二，在价值观层面。前者认为既然市场经济是个自组织系统，那就该听从市场的自组织作用，因此要大大限制他组织的干预作用。其逻辑是:将“自组织=自发秩序=天择=基本听天由命”。这种对自组织经济系统及自组织规律的机械理解，导致其忽略了社会经济发展中人的能动的价值导向作用及理性有效性，从而走向了几乎听天由命式的放任自由。后者则错误地强调了事情的另一个极端。认为既然经济系统是他组织的，并且政府对经济系统他组织所仰仗的理性又是有效的，那就该让人的能动性、价值导向及理性主导经济系统的运行，而不太需要市场自发作用。其思路是:将“他组织=人择秩序=人择=人定胜天”。由于它过度强调人的能动性、理性与价值导向作用，导致其忽略了社会经济发展中自组织规律的客观性，从而走向了人定胜天式的全面计划。上述世界观和价值观两个层面错误的结果就是，政府全能主义极度推崇政府进行他组织、片面强调系统的有序;而新自由主义极度推崇市场进行自组织、片面强调系统的自由。于是这就将政府他发作用与市场自发作用、有序与活力机械地对立了起来。结果是，两种主义主导的经济实践自然陷入了“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困境。而绝大多数国家的经济政策均走向政府与市场结合的事实，又从实践层面对这两种各执一端的机械论经济哲学方案进行了证伪。　　实际上，在自组织的现代市场经济系统中，政府他发干预作用与市场自发作用、从而有序与活力，可以而且必须结合起来。因为在市场经济系统遵循自组织规律运行过程中，可以展现出多种可能的目的样态。人们的目的性或价值导向可以创设条件对经济系统运行施加一定的影响，从而促使系统呈现出比较符合人意的它可能到达的目的样态。于是，这就做到了在尊重经济系统自组织运行规律基础上兼顾了人的目的性，实现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有机统一。因此，关键在于如何对系统施加影响。如果施加那种他组织式的全方位控制——如计划经济，那就违背了系统自身自组织的规律性;如果完全完听任自组织系的自发运行而几乎不施加控制——如经济放任主义，那就忽略人的价值导向性或目的性。符合逻辑与现实的，只有避免二者缺点的序参量控制才能完成任务。这种控制，只对决定系统宏观走向的关键性、决定性参量进行干预，而对子系统不做直接控制，于是它既能够影响系统的宏观发展趋向，又能给予微观经济主体以足够的自由能动空间。在这种控制下，经济系统的发展既是自组织的又是人择的;既能够呈现宏观有序又能够保有微观自由与活力。因此，它是真正能够实现活力与有序两全的可靠的科学方案。于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因这种方案而得以厘清，即:政府干预主要应针对自组织经济系统的宏观序参量——生产制度、经济战略、经济法律——着力，而市场自由应是系统微观经济主体进行活动的主要规则。总言之，在当前人类社会阶段的自组织市场经济系统中，政府干预起引导作用而市场自发起主导作用。　　因此，要实现“鱼和熊掌兼得”，只有落实序参量控制原理，如此一来，政府作用与市场作用方可有机结合。于是我们看到，无论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将政府与市场进行了结合，以克服有序与活力的分裂所造成的各自的“短板”。对于资本主义国家而言，保障市场自由不是问题，这是它的优势所在。其“短板”在于调整经济系统重大序参量（如资本主义私有制、按资分配制度等）的动力和效率低下。而弥补此“短板”对于经济系统的宏观良性运转具有决定性意义，显然更为重要。但这必然遭到资本集团激烈抵制，是资本主义政府所不能承受之“重”。于是，面对经济危机，他们只能实行一些修修补补的权宜之策。对于当前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调整经济系统重大序参量不是问题，这是它的优势所在。其“短板”在于对市场经济系统中“市场自发作用主导”这个根本原则尊重不足。弥补此“短板”比资本主义政府调整经济系统重大序参量容易太多。社会主义制度下强大政权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导性存在，为尊重市场自由的改革提供了坚实的保障。这一切决定了，在理论的应然层面，成熟社会主义制度更能够将尊重市场自由和进行序参量控制有机结合起来，从而有效实现活力与有序两全。这正是我们能够将“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真正有机结合与统一的科学机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系统优越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系统的重要科学根据。理论自信与道路自信由此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