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1978—2005中国的实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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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发展是否影响经济增长是一个关键的政策问题,也是西方理论界一直探讨的一个热点问题。金融体系是否完善,能否有效地提供金融服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国所实施的金融政策。因此,合理制定金融政策已经成为新世纪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挑战。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在相当程度上证明了中国经济转轨的成功。学术界和世界银行获得共识的观点之一是,中国渐进式经济转轨的成功得益于金融体系的相对稳定。然而,在现有的大量实证研究中,却鲜有有关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相关研究。国内一些学者虽然进行了积极的尝试,并得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但并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而且由于一些研究在样本的时间跨度上的局限性,在计量建模、方法运用上的偏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实证研究的可信度。本文运用金融计量分析方法,从实证研究的角度来探究中国金融发展是否、如何及在多大程度上对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以期为相关部门制定中国未来金融发展政策提供经验证据。我们以1978年—2005年的相关时间序列数据组织样本,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的框架下,采用基于向量纠错模型的格兰杰(非)因果关系分析、基于Johansen协整分析的弱外生变量分析,以及基于VAR的新息分析法,探究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我们将着重回答下列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金融发展是“供给引导”型的还是“需求跟随”型的?中国银行部门与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的相对贡献如何?哪种金融体系更有益于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政府主导的金融体制改革成效如何?中国渐进式的金融自由化对中国金融发展以及经济增长具有什么作用?在未来的金融发展过程中,政府应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本文各章的主要内容如下:第2章,全面回顾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领域的相关理论,并根据3个理论分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金融体系与经济增长、金融政策与经济增长,提供了相关的实证研究文献。本章得出的结论是,尽管已有的研究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价值的见解,但有一些问题至今没有达成共识。例如,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问题,不同的金融体系是否对经济增长具有不同的作用问题,以及政府的金融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问题。显然,这些问题都与一国政府在金融部门中的作用相关。第3章,在标准福利经济学的框架下,讨论政府在金融部门中的作用。本章得出的结论是,决定是否需要政府干预市场,必须首先评估政府是否能够比市场得到更充分的有关市场失灵的信息,以及收集信息和运用干预市场政策的成本。由于这些情况在不同的国家是不同的,因此,赞成或反对政府干预金融市场的主张,应立足于国别研究。第4章,回顾了1978年—2005年期间中国金融发展概况、中国金融体系发展历程,以及中国金融政策的变迁过程。为随后的第5、第6、第7章的实证研究提供背景信息。本章得出的结论是,起始于一个非常低的发展水平,中国金融发展成就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中国形成了以国有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具有其历史必然性。政府迄今投入了较多的努力于制度的发展,而创造金融市场的进程相对比较缓慢。渐进式的金融自由化方式也许持续的时间已经太久,可能已经导致经济体中其他方面的扭曲。第5章,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的框架下,以经济增长、金融发展、资本存量、劳动投入和对外开放作为系统中的变量指标,采用1978—2005年的年度数据组织样本,来考察中国金融发展在经济增长中的相对作用。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尽管中国金融体制的改革是滞后于实体经济部门的改革,并且由实体经济部门的发展而引发,但在整个1978—2005期间,中国金融发展的确促进了经济增长,并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显然,制定并实施适宜的未来金融发展战略对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第6章,采用1992—2004年的季度数据组织样本,进一步调查中国金融体系中的两个最重要的金融中介—银行部门发展和股票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的相对贡献。结果表明:银行部门和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不同的因果关系模式。银行部门的发展,在短期,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在长期,对经济增长具有一个较小的贡献。与此相反,股票市场的发展,无论是在短期还是在长期,都是经济增长的成因,并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的较大的影响。第7章,我们考察1992—2005期间,中国渐进式的金融自由化政策对金融发展(包括银行发展和股票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影响。中国银行部门和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不同因果关系模式,是政府所推行的各种金融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金融体系的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中国金融发展政策从金融压抑逐步向金融自由化转变的过程。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自1992年起的渐进式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对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有积极的影响,而且促进了金融深化,对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银行和股票市场这两个不同的金融中介体对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具有不同的影响。银行部门的信贷扩张,在短期,对资本配置效率没有统计意义上的影响,在长期,对资本配置效率则有一个负的影响。而股票市场的发展,无论是在短期还是在长期,都对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有一个正的、显著的、但非常小的影响。中国现有的金融体系就整体而言,资本配置效率极为低下。第8章,归纳我们的发现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认为,中国金融发展已经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通过国内信贷规模和股票融资规模的不断扩大来实现的,这种金融规模不断扩张的主要资金来源就是国内较高的储蓄存款。然而,在资本配置效率方面,中国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则极为有限。股票市场的发展对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具有正的但很小的影响,而银行信贷规模的扩大对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却具有负的而且是很大的影响。因此,就整体而言,中国金融体系对资本配置效率提高的净效应是负的。然而,1992-2005年的渐进式的金融自由化改革,的确对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有积极的影响,并促进了中国的金融深化。中国金融体系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是政府相关金融政策所带来的正效应和负效应综合作用的一个结果。因此,政府干预可能在市场发展之初的某个特殊历史时期发挥重要的作用。在金融体系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的银行部门在资本配置效率方面的低效率,以及股票市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相对贡献都揭示了中国未来金融发展的政策取向:为了提高中国金融体系的整体效率,扩大资本市场在中国金融体系中的作用,逐步向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方向发展应成为中国未来金融发展政策的核心。中国金融体系的未来发展仍然需要政府的大力推动,需要政府与市场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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