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性服务业作为服务贸易的代表行业,开始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制造业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评估维度。数字经济的应用对生产性服务的贸易市场产生了深远影响,互联网平台畅通了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沟通渠道,加快了信息流通速度,以大数据为基点的数字经济有效促进了消费的市场化、精准化。中国在发展数字经济和建设数字基础设施等方面走在前列,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以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深入实施有助于亚太各国通过数字经济的发展推动生产性服务贸易效率的提高。从现有研究看,由于数字经济研究领域较为新兴,尽管学术界对数字经济、生产性服务等领域进行了研究和探索,但是总体来说缺少进口国数字经济对生产性服务贸易效率的影响研究,也鲜有针对中国-东盟区域层面数据进行研究。基于此,本文以东盟国家作为进口国的视角,利用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网络就绪指数（NRI）衡量东盟国家数字经济水平,运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和贸易非效率模型测算东盟国家进口中国生产性服务的贸易效率,并系统研究不同数字经济水平及其不同维度对生产性服务的贸易效率影响,根据分析结果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本文首先确定了生产性服务、数字经济以及贸易效率的概念界定,梳理归纳了数字经济影响生产性服务贸易效率的相关理论基础,包括新供给与新需求、熊彼特创新理论、长尾理论的有效性、新的动态市场均衡,为本文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支撑。本文认为进口国数字经济的发展会通过空间溢出效应、成本节约效应、范围经济效应、精准配置效应、效率赋能效应这五个渠道,对生产性服务的贸易效率起到促进作用。然后本文收集了东盟国家的生产性服务进口以及东盟国家对中国生产性服务进口情况在时变性、国别性、结构性进行对比分析,深入挖掘东盟国家对中国生产性服务进口的发展现状和发展潜力。在实证研究部分,本文基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和贸易非效率模型,对东盟国家对中国生产性服务进口的贸易效率进行测算,将数字经济的三个维度（环境、准备、应用）进行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和贸易非效率模型的对比分析和稳健性检验。从实证结果看:进口国数字经济、贸易运输基础设施建设均与贸易效率有着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共同语言等对生产性服务出口额有显著正向影响,东盟各国数字经济的准备维度和应用维度是生产性服务出口贸易非效率的阻碍因素,是生产性服务贸易效率的促进因素。在贸易效率值方面,东盟国家对中国生产性服务进口的贸易效率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上升,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