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世纪至17世纪的明代中国是亚洲最强大、最繁荣的国家,它构建了以封贡关系为核心的朝贡体系,并以此与各个朝贡国开展贸易,形成了以贡赐贸易为中心的官方贸易。针对朝鲜半岛的高丽王朝,明代初期实行了较为宽松的自由贸易政策,而高丽也默许两国之间的自由贸易。随着朝鲜王朝取代高丽王朝,其贸易政策也发生了变化,明确禁止边境民间贸易,主要就是严禁明朝辽东地区的居民与朝鲜人民的边境贸易,但出于长远的政治考虑,允许辽东女真诸部居民与朝鲜的边境互市贸易。中朝贸易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贸易类型,即贡赐贸易、和买贸易、使臣贸易和民间贸易。前三者都具有官方贸易的特征,民间贸易由于中朝两国相似的贸易政策,逐步转变为边境的民间走私贸易和边境的民间互市贸易,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共同促进了明代中朝贸易的繁荣与发展,增进了中朝的经济交流,加强了彼此间的政治互信。可以说,明代的中朝贸易在亚洲的地区贸易中既有与其它国家的共同性又有其特殊性,主要体现为中朝亲密的封贡关系,频繁的贡赐贸易,临时的和买贸易,猖獗的使臣私贸和繁荣的民间私贸。这共同组成了丰富多彩的中朝贸易,在明代不同的时期内,又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和内容。以前,学术界研究的焦点放在了两国间的贡赐贸易,而对后三种贸易形态未给予应有的重视。本文分六个部分,对中朝贸易不同时期的内容及特点进行较为详细的分析论证,期望全面把握其来龙去脉,从而理解中朝贸易的复杂性、特点及影响。第一部分介绍了中外学者对明代中朝贸易的研究概况以及此项研究的重要性及迫切性,并阐述了对次课题研究的意义、方法和创新之处。第二部分简要地回顾了明代以前中朝贸易的发展情况和大致类型,从官方贸易和民间贸易的不同角度,对中国与朝鲜半岛贸易物品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叙述,并对个别朝代的贡期加以考察,对常贡中贺正旦、贺圣节(皇帝生辰)的源起进行按覆,对明代中朝贸易内容的滥觞也简要论述。第三部分主要分析了明代初期中朝政治关系的多变和贸易政策的变化,以及政治对贸易的巨大影响。考察了中朝贸易的基本类型,对明初中朝交往的线路进行了详细全面的勾划,基本搞清了它发展变化的脉络。关于朝鲜常贡的次数和内容问题,当前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有些不准确之处,在此作了深入的考辨。对中朝之间的符验制度作了初步的考证。考察了洪武、建文、永乐时期频繁的和买贸易,分析了和买贸易对朝鲜的影响。使臣贸易由天使贸易和朝鲜使臣贸易构成。从永乐时期开始,明朝宦官使臣的走私贸易对朝鲜造成很大危害。朝鲜使臣利用公贸之机,也暗行走私贸易。由于朝鲜的禁令,民间贸易由合法转为非法,辽民与鲜民开始边境走私贸易。朝鲜出于政治的长远考虑,允许明朝管辖下的女真诸部与鲜民进行边境互市贸易。第四部分考察了明代中期中朝两国的贸易政策以及贸易内容的变化。贡道改由陆路,方便了中朝的贸易往来。朝鲜定期常贡与明朝的回赐逐渐规范化、固定化。处女、火者的进献停止,但不定期的别献大量增加,鹰犬之贡、成化别献等项困扰朝鲜。明朝屡遣宦官出使朝鲜,宦官贸易猖獗。朝鲜使臣贸易中的私贸泛滥。白银大量的使用方便了中朝贸易,中国的丝织品是出口朝鲜的大宗,朝鲜的苎布深受明人的欢迎。边境民间私贸与互市贸易兴盛。第五部分分析了明后期中朝贸易政策的连续性以及贸易的新内容。后金阻断辽东陆路,贡道再经由海路进行,因而朝鲜使臣赴明次数减少,但是进贡与赏赐的物品都没有减少。人参逐渐成为朝鲜出口明朝的大宗。明朝的文官使臣也加入了贸易的行列,宦官使臣需索贸易依旧。由于壬辰倭乱的发生,万历、天启时期,朝鲜使臣潜贸弓角、焰硝转变为公贸。中江开市与东江贸易为民间贸易增添了新活力,女真与朝鲜的边境互市贸易满足了彼此的需要。第六部分分析了中朝贸易对两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对明朝而言,政治上获得了最忠顺的属国,并保证了辽东边疆的稳定。经济上,明人对朝鲜的苎布、人参非常喜爱,贸易往来繁荣。文化上,大量儒学典籍通过贡赐贸易和使臣公贸易流入朝鲜,使朱子学成为朝鲜的统治思想,朝鲜对朱子学的认同,扩大了儒学在东北亚地区的影响,有利于巩固明朝在东北亚事务中的主导权。对朝鲜而言,政治上得到了明王朝的庇护,取得了合法的统治地位。经济上,中国的丝织品同样深受朝鲜人民的喜爱,它是朝鲜宫廷对明官方贸易和朝鲜使臣走私贸易以及民间私贸的主要商品。文化上,明朝的大量书籍满足了朝鲜的文化需求,促进了朝鲜对中国儒家价值观的认同,并且发展出独具特色的以李混和李珥为代表的朝鲜朱子学。第七章是结语,是对本文研究的几点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