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东西文化冲突问题再一次成为中国人民探索救国救民道路中不得不面对的重大时代课题。退出政坛、归宗学术之后的梁启超,在其生命的最后十年里,提出了“化合中西”的文化观,以西方反省现代性的新视野,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置于平等的位置。他一方面坚持继续输入西方的科学文化:另一方面又强调“尊重爱护本国文化”,发展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其主旨是要国人自觉地借助西方的科学精神和方法来重新估价和整理中国固有文化,从而发展本民族的新文化,对世界文化的发展做出贡献。梁启超晚期“化合中西”文化观的形成源于其晚期思想的转变。梁启超一生,是以政治家始以学者终,而由政治家到学者转变的标志是1917年11月他发表的退出政界宣言。此后,他告别政坛,由政治转入学术,由政治家转向学者,这种转变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首先,政治失败的打击是梁启超思想转变的主要原因。民国建立后,梁启超结束了流亡生活回到国内,然后便投身于政治活动之中,他先后与袁世凯和段祺瑞合作,希望借助军政强人的力量以实现其政党政治和民主政治的理想,但是,残酷的政治现实,一次次地将梁启超资产阶级立宪政治的“迷梦,”打破,使之对政治由希望走向失望,乃至绝望,从而促使他下决心从政坛中抽身,转入学界。其次,国际局势的影响是梁启超后期思想转变的重要因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退出政坛之后的梁启超与研究系的同仁们决定游历欧洲,游欧的主要目的是考察欧洲社会,想求一点学问,看看一战这场空前的历史剧如何收场,另外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在巴黎和会上为中国的外交出力。但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的失败,使梁启超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本质有了更直观的认识,旅欧见闻又使梁启超对西方文明产生了质疑,这些都促进了梁启超晚期思想的转变。经过一年多的欧洲之行后,梁启超的文化观发生了变化。他对东西方文化进行了重新的审视和反思,一扫对中国文化的悲观情绪,重新拾起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逐渐产生了中西文化平等对话、平等交流的观念。晚年梁启超力倡“化合中西”两种特质文化,形成了他独特的文化观。这种文化观不仅强调“个性解放,”与“人格修养”相结合;法治与德治并重;提倡科学精神,更新学术研究方法。而且还提倡坚持“世界主义国家”、“互助精神”和继承精神等原则。梁启超所论述的中西文化融合与互动的原则与理念高屋建瓴,表现出他作为当时著名思想家应有的理论水准,更体现了他对建设中国新文化的美好理想。欧游回国后,梁启超离开政治漩涡中心,开启了他人生中的新旅程,即从事于培植国民实际基础的教育事业,以践行其“化合中西”的文化观。在其生命的最后十年里,梁启超承办学校,培养人才,组织学术团体,传播近代文明。在全国各地讲学,推动新文化建设。1920年,梁启超接办中国公学,旋即为中国公学制定了改制方针:改制大学、添办高中,将中国公学办成既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又是普及知识的一般教育机构。他还为中国公学筹集办学资金,多次解决了中国公学校内的风潮,为办学提供了基本保障,梁启超也因此成为中国公学的实际领袖。在办学的同时,梁启超还组织了共学社和讲学社等学术团体。共学社在编译西书、图书馆建设、发行刊物、选派留学生等方面成绩斐然。讲学社的重要贡献在于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先后共计邀请了杜威、罗素、杜里舒和泰戈尔等四位名重一时的学者来华讲学,他们直接宣传自己的思想主张,促进了中国思想的启蒙,开创了中国学术研究和科学繁荣的新局面。讲学也是梁启超晚年从事文化教育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他晚年除了在南开、清华和东南大学讲学之外,还在全国各地巡回演讲,对弘扬中华文化和推动中国新文化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以上这些活动,践行了他舍弃上层政治活动,从思想界为国家尽些微力的诺言。而在他后期所从事的文化教育实践过程中,无不体现其化合中西的文化追求。学术研究是梁启超“化合中西”文化观实践活动的另一重要内容。梁启超晚年的学术活动主要是围绕着史学和文学展开,成果颇丰。在学术研究中,梁启超开启了学术研究的新范式。在史学研究领域,他将西方近代史学理论与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有机结合起来,以进化论作为治史的理论基础,将统计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多种学科的方法引入史学研究中。在研究内容和目的上,也经历了由早期的以“民史”代替“君史”,转变为“为历史而治历史”,最后到“学以致用”的新史学建设的轨迹。在文学研究中,晚期的梁启超重新确定了文学评价标准,他不再以西方文化作为评价文学的参照,而是注重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倡导以“情感”为中心的文学研究。为此,他重新梳理了传统文学中的表情艺术,其著述也回归到传统文化研究当中,在文学理论、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都提出了很多独到的见解。总之,梁启超晚期文化观是一种再生与整合的文化观,这种文化观是对一战后中国文化所面临的“二重文化危机”做出的回应,表现了梁启超思想中超越其他新文化运动领袖的远见卓识,因此,“化合中西”的文化观极大地丰富了新文化运动的内涵。梁启超在其晚年无论是办学、讲学,还是著书立说,抑或是从事其它实践文化观的活动,都体现出他对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关怀,在其实践背后,也具有挥之不去的政治情结。但无论如何,梁启超晚年所提出的“化合中西”的文化观,对于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今天,在如何处理外国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和本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上仍然具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