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上市公司发展迅速。据统计,1990年底,沪、深两市上市公司只有10家,总市值为31亿元,仅占当年GDP 0.17%左右,但到了2009年底,这三个值却分别上升到1700家、24.27万亿和72.37%,上市公司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社会生产发展的中坚力量,其经营绩效如何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在这种情况下,加强上市公司的研究既有利于对其进行合理的认识和评价,也有利于上市公司自身的经营和发展。本文选取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治理机制与经营绩效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在充分吸收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针对已有研究文献的局限和不足,按照从单个到联合治理机制的顺序对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治理机制与绩效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主要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主要介绍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界定相关概念、研究前提及范围,明确研究目标、研究思路,说明论文结构安排,并介绍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指出本文的创新与不足。第二部分是文献述评,为文中第二章。本部分以是否考虑了内生性和动态性问题为标准,详细追踪了目前国内外在股权结构与绩效、董事会结构与绩效以及公司治理的联合机制与绩效方面的最新研究动态,并把国内与国外的研究进展进行比较,指出其缺陷及有待改进的方向。文献述评表明,无论是国外研究,还是国内研究,越来越多的经验证据显示,公司治理机制不仅是内生的,而且与绩效作用时还具有动态性,在实证中若不加考虑,可能会得出有偏的结论。第三部分是理论研究,为文中的第三章。这部分首先总结了本文所基于的理论依据,然后介绍了文中所使用的实证方法。通过本章的研究,明确了内生性的来源、影响、解决方法及动态内生性问题的理论分析框架。第四部分是实证研究,这部分是本文的重点,它包括文中的四、五、六三章。在前面两章中,我们按照以下顺序进行分析：首先考察不考虑动态内生性时的情况；其次研究内生性框架下的实证结果；最后从动态内生性的角度出发进行实证,目的是分析三种情况下的差异。在第六章中,我们通过构建联立方程组模型,研究了交互作用影响下公司治理机制与绩效之间的关系。第五部分是研究结论与展望。对全文的研究结论进行系统总结,解答本文结论所蕴含的政策含义,并展望未来进一步的研究方向。与国内已有文献相比,本文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在研究问题的视角上,我们考虑了公司治理与绩效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和动态性。国内绝大部分文献都先验地把公司治理机制作为外生变量来处理,只有少数文献考虑了内生性问题的影响,而考虑治理机制与绩效自身的动态性及跨期间作用的文献更是寥寥无几,本文在这方面做了一个有益的探索。第二,在研究体系上,本文除了做单个治理机制与绩效关系的研究外,还考虑各个治理之间可能存在着替代效应,综合考察交互作用影响下几者之间的关系。国内文献目前要么只做单个治理机制的研究,要么只做交互作用影响下的研究,而把二者结合起来的并不多见。本文研究体系的安排有利于把两种不同情况下变量的变化情况看得更加清楚,从而加深对研究问题的理解。第三,在实证方法上,本文采用OLS、FE、2SLS和GMM相结合的方法,这样便于比较在不同假设前提下的研究结论。第四,在具体问题的研究结论上,也证实和扩充了前人的一些成果。如对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之间的非线性影响关系上,文献中最常见的结论认为二者是“倒U"型,还有部分学者认为是“正U”型。本文在考虑内生性问题的影响后,发现中国上市公司管理层持股比重与绩效之间是“W”型关系,第一大股东持股比重与绩效之间则呈“N”型。这两种形状既可用来解释“正U”型关系,又可用来解释“倒U”型关系,这样就统一了学者们对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之间非线性关系的不同认识,并且我们对中国上市公司股权比重的计算结果与实际情况相吻合,这也间接支持了本文的实证结果。本文所得出的结论对完善我国上市公司治理机制具有以下几点政策含义：首先,公司治理机制的内生性属性决定了我们在构建股权和董事会结构时不能简单地照搬西方其它国家的模式,应根据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建立适合我国企业发展的最优模式；其次,公司治理机制与绩效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个复杂的过程,它们既可能存在同期间的作用,也可能存在跨期间的影响,这对我国独立董事制度的建设以及股权激励政策的实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再其次,适当降低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重有利于公司总体绩效的提高,因此,对那些国有非流通股比重非常高的上市公司来说股权分置改革还应继续推行；最后,在改善公司治理的效果时要重视不同公司治理机制的替代和互补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