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作为社会生活中经济发展的产物,在金融秩序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作为存取款的中介机构,银行从一开始就掌握着业务关系人的各种信息,如证件号码、联系方式、资信状况等,因此银行自身如何对已经掌握的信息进行保密成为了一项重要的课题。当银行享有利用存款和贷款之间利息差额进行赚取利润的权利时,将对信息保密作为义务进行规制就成为了权利义务对等的范畴。银行的保密义务并不是伴随着银行的出现而出现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从初步建立到完善的过程,同时也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对于银行保密义务的理论基础来说,也经历了从“默示条款”理论到“附随义务”理论再到“隐私权”理论的历程,当代的隐私权作为私权利的重点,也受到了公权力的挑战。瑞士银行是全球最具代表性的银行之一,因为其对银行苛以了最为严格的保密义务,无论是正当的银行业务还是非正当的银行业务如逃税、洗钱等都以瑞士银行作为首选。由此可见银行的严格保密义务不只是有积极意义,还有着严重的消极影响,纵多犯罪分子利用银行保密义务这一有利条件进行逃税等非法活动,在此背景下,如何将银行保密义务引导到健康的轨道上成为各国理论界头疼的问题。国外的特别是美国、瑞士和欧盟的银行保密义务发展较为完善,但是我国的银行保密义务至今未能成为体系,特别是在打击逃税、洗钱等犯罪方面都很难建立一个双赢的模式,而是混乱的分散在各单行法律法规中,除了我国法律的发展路程短等原因外,还受到经济环境和政治环境的影响。针对银行保密义务缺乏明确的法律责任问题,如何对其进行构建特别是构建双重的民事与行政责任是一个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