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信任是社会资本的核心组成部分,对宏观经济和微观个体都能够起到重要的积极影响,尤其是对提升经济效率有很大的作用,因此一直以来都是经济学者关注的重点。然而,很多全国大型调查结果均显示,我国的居民社会信任水平不尽如人意,这进一步推动了我国学者对于社会信任影响因素的探究。除了社会信任水平不高这一问题外,我国居民还存在普遍的阶层认知偏差。阶层认知偏差是指个体所处的客观阶层地位与其主观阶层认同的不一致程度。根据不一致的程度,阶层认知偏差可分为三类:若主观阶层认同与客观阶层地位一致,则称为“一致型”;若主观阶层认同高于客观阶层地位,则称为“上偏型”;反之则称为“下偏型”。已有研究表明,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居民的主观阶层认同明显下偏,阶层认知下偏型占比相对更多。庞大的下偏型群体更容易引发社会冲突,不利于社会和谐与稳定。本文将在阶层固化的大背景下考虑阶层认知偏差与社会信任的因果关系。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迅速转型之际,关于社会流动、代际传递、收入分化的话题也逐渐引发热议,很多人对于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固化的趋势表示担忧。代际流动性的降低以及客观阶层的固化进一步阻碍了中下层居民向上流动,收入财富差距的扩大也加剧了他们的心理落差,这导致他们更容易形成低主观阶层认同,形成向下的阶层认知偏差。另一方面,这也会给中下层居民带来负面的心理情绪,使他们产生社会不公平、生活不幸福的感受,降低他们对于未来的乐观预期,进而削弱他们对于陌生人的信任。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研究假设:阶层认知偏差会显著影响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且主观幸福感、社会公平感知和乐观态度可能是主要的影响渠道。本文利用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微观数据（CGSS2017）对以上假设进行实证检验:首先,利用潜在类别分析（LCA）的方法,根据家庭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声望三个变量,合成衡量居民客观阶层地位的综合指标;其次,对主观阶层认同进行重新编码,以便得到主观阶层认同与客观阶层地位之差,也就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阶层认知偏差”;然后,设定Probit模型进行逐步回归,得到阶层认知偏差与社会信任的基本关系与边际效应。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利用OLS模型和有序Probit模型,对核心解释变量系数的稳健性进行了检验;同时,分别采用Oster（2019）、倾向得分匹配（PSM）和异方差条件下构造工具变量（ivreg2h）的方法,解决了可能存在的遗漏变量、自选择偏误和反向因果的内生性问题。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讨论的结果均表明,本文的核心结论是可靠的。最后,本文分析了阶层认知偏差是否通过主观幸福感、社会公平感知以及对未来的乐观态度这三个心理机制对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产生影响,并利用子样本分组回归和组间系数差异检验讨论了这种影响在不同群体之间是否存在差异。实证研究发现:第一,当前我国社会普遍存在阶层认知偏差,特别是阶层认知下偏。根据本文的测算,我国居民阶层认知下偏、无偏和上偏的比例分别为42.16%、44.44%和13.41%,约55%的居民阶层认知存在偏差,超过五分之二的人主观阶层认同低于客观阶层地位。第二,与阶层认知无偏差的居民相比,阶层认知上（下）偏对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有显著的正（负）向影响。具体到边际效应来说,与阶层认知一致型相比,阶层认知上偏的居民拥有更高社会信任水平的概率会增加4.86%,而对于阶层认知下偏的居民这一概率则会降低4.9%。第三,主观幸福感、社会公平感知和乐观态度不仅是影响社会信任的重要因素,还是阶层认知偏差影响社会信任的重要渠道。就机制作用的强弱而言,社会公平感知最强,主观幸福感次之,对未来的乐观态度最弱。第四,阶层认知上偏对社会信任的正向影响在不同收入水平的群体间存在比较显著的差异。与其他收入水平的居民相比,中等收入水平的居民,其阶层认知上偏对社会信任的提升作用更强。第五,阶层认知下偏对社会信任的负向影响在接受不同受教育水平的群体间存在比较显著的差异。与其他受教育程度的居民相比,仅接受过初等教育的居民,其阶层认知下偏对社会信任的削弱作用更强。最后,本文针对修正阶层认知下偏,提高社会信任水平提出了一些政策性建议。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创新点和贡献在于:利用翔实的微观数据和规范的计量方法,首次较为全面地分析了阶层认知偏差对社会信任的影响,并验证了主观幸福感、社会公平感知以及乐观态度这三个影响渠道。这对于我国阶层认知偏差的经济社会影响研究、社会信任影响因素的研究以及文化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均是有益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