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提出命令制度是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为了克服“证据偏在”而创设的一种制度体系,这一制度既便利了国家公权力的介入,同时又不丧失法院的中立地位。我国民事诉讼证据方面的立法改革在不断地限制法院权力的同时,也在不断加重着当事人的举证责任,然而当事人的举证能力却没有获得显著提高。在这样的背景下,引进文书提出命令制度来解决现代型诉讼中日益严峻的结构性证据偏在问题,无疑是一个明智的选择。2015年施行的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对文书提出命令制度的规定,表明扩充当事人的证据收集方法已经被立法者提上日程,这对于整治我国乱象丛生的私人取证市场、降低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与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较为详细的法律规定相比,我国的相关司法解释只是搭建了一个大致框架,适用范围狭窄且缺乏具体的适用标准。因此,通过明确扩大文书提出义务的主体范围、明晰文书提出义务的客体范围、完善制度的运行机制、增加对违反文书提出命令的制裁规则以及规定对裁定结果的救济措施,我国的文书提出命令制度一定能在保障当事人双方武器平等的同时,大幅提高判决的正当性,从而有力地解决我国的“举证难”问题,更好地维护司法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