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8年开始,我国进入金融领域强监管阶段。杨金国与林金坤股权转让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将上市公司违规股权代持协议认定为无效,标志着司法审判开始回应国家强监管的政策要求,也意味着证监会等相关监管部门的规章开始成为认定上市公司股权代持协议效力的依据。然而,法律规范的缺位使得该类问题的解决无论是在学理上还是司法实践中均存在较大分歧。陈林森与沈玉将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等三个司法案例是该类案件中的典型代表,充分反映了当下司法实践普遍存在的争议问题。其中的争议焦点为:如何认定案件中存在上市公司股权代持关系,上市公司股权代持协议的效力,代持股权归谁所有以及该代持股权产生的增值或者贬损应当如何分配。股权代持协议无疑是认定构成代持关系的有利证据,在无书面协议情况下,仅有实际出资并不足以认定上市公司股权代持关系的成立,还需要着重考察当事人之间是否达成代持合意。片面主张代持协议的无效或者有效可能会抑制金融创新的积极性,也可能助长投资者“违规作案”的气焰。对于代持协议效力的认定,应该针对个案区别看待,代持关系形成的时间以及代持协议的性质并不是认定效力的主要因素,法院应当着重审查代持股权占比、代持原因以及代持主体身份。在代持协议有效的情况下,由于股票的特殊性质使得名义股东无法将代持股权转交实际出资人,此时可以由实际出资人决定何时抛售股票,取回投资本金和收益。若代持协议归于无效,原则上代持股权应该归名义股东所有,但其应该将出资本金和利益返还实际出资人。法院也应当基于公平原则,着重审查双方的过错程度,并根据双方对代持股权产生的增值或者贬损贡献力大小综合分配损益。为了平衡名义股东和实际出资人之间的利益,应该对名义股东权利行使进行限制,同时呼吁相关部门出台政策将违法代持所得收益进行没收,用于维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