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和个人主义思潮的流行,为新的财产权理论提供了生长土壤,16、17世纪,神圣罗马帝国开始衰落,民族国家方兴未艾,新大陆的发现和近代科学的崛起,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海洋贸易兴起,海外殖民掠夺成为欧洲列国的国家事业,以欧洲文明为主导的国际秩序滥觞于这一时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全新的财产权思想应运而生,而这一漫长的思想路程,几乎是从格劳秀斯关于财产权理论的论述作为起点。本文第一部分讨论格劳秀斯的自然法思想。分析格劳秀斯从神学自然法向世俗自然法的转变过程,并最终将自然法建立在人的本性——即社会性之上,这一过程显著提高了人的主体性,最终为平等、自由等的实现提供了基础。正是由于自然法建立在人的社会性之上,从而使自然法与社会之间产生了客观的必然联系。自然法规则服务于社会的安全需要,而社会的建立以财产权制度的确立为前提。此外,不管是自然法本身还是财产权制度,都与自然权利和正义观念紧密联系,因而对自然法和财产权思想的研究离不开对二者的深入剖析。第二部分探讨私有财产权的起源问题。格劳秀斯从自然状态出发,认为私有财产权首先源于自然状态下的原始共有财产权,这一原始的共有财产权来源于上帝的恩赐,这一恩赐以全体人类作为对象;私有财产权建立在对这一共有财产权的转化之上,这一漫长的转化过程,受到来诸多因素的共同影响。除此之外,私有财产权还起源于每个人在自然状态之下对自身的“所有”权利,格劳秀斯用“属己”（Suum）概念来解释这一所有状态;社会建立之后,原始状态下的“属己”拓展为私有财产权,为私有财产权所替代。第三部分讨论私有财产权的取得问题。私有财产权并非凭空产生,即使最原始的私有财产权取得也必须建立在对物的占有和其他人的同意之上。格劳秀斯将私有财产权的取得归纳为三种方式,首先是先占的方式,其次是正义战争之中捕获的方式,最后是在财产法制定之后所规定的其他方式。而同意的方式,既有明示的,也有默示的,并且主要是通过默示的方式得以实现。第四部分讨论私有财产权的限制。在格劳秀斯看来,为了尽可能地减少私有制对自然正义的背离和尽可能地提高财产的利用价值,在特殊情况下,所有权需要让位于必需权和无害利用的权利。这两项权利是对私有财产权排他性的重要补充,以防止私有财产权与自身存续的根本价值目标相违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