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禧是清初古文三大家之一,又是明清之际关怀天下安危、民生疾苦的遗民学者,其气节、文章、经济皆为时所重。艰难的生存环境和独特的人生经历为其文章和学术著作染上一层浓重的忧患和拯救色彩。宋明理学,尤其是阳明心学所追求的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仁者境界是魏禧经世思想的源泉。在时代风云和儒学主流思想的双重作用下,他对王阳明的人格和思想也就产生了独到的理解。在他看来,阳明学说的精髓恰恰是以事功实证道德的价值,这是对理学中普遍存在的重道德而轻事功倾向的反拨。魏禧从古文家的独特视角对阳明心学中的经世致用思想予以阐释,并结合动乱的时局,返归到儒学最初产生的春秋时代,以《左传》这部记录乱世兴亡的史学巨著和古文经典作为映现心学之用的镜子,从而使心学、史学和古文很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因此,无论从《左传》的阐释来看,还是从心学的接受来看,魏禧所作的研究都具有其特殊的意义。他没有像顾炎武等一样重新拾起两汉经学的传统,而是借助于江西本土渊源深厚的史学、心学与古文传统,吸收了博学多闻、注重当下、立足资鉴的史学精神,和立诚、尚志、重行、救世的心学理念,以及古文家重视文统、亦不忘任道的传统。　　 本论文共分为四章。　　 第一章主要探讨古文与史学如何在魏禧这里结合成一个整体。魏禧看重古文的经世功能,因而不愿做文人。在他看来,儒者之文、文人之文和圣贤之文有着本质的不同,就经世的目的来说,前两者于事无补,是应该予以批判的；因此,从道德和事功结合的角度,他以阳明的圣贤之文作为经世古文的典范。围绕清初的时文与古文之争,他认为时文与经世实学格格不入,因而主张改八股为论策。他也看重史书的经世功能,接受了阳明的史学观念,主张史书和文章应遵循简略原则。　　 第二章主要探讨魏禧如何阐释心学与史学的关系。阳明的致良知之教,主张“事上磨炼”,重行务实,这成为魏禧将心学与史学融合的契机。他接受了阳明“五经亦史”的观点和“理为吾心所固有”的观念,提倡以事证理。他强调史学的作用,主要是为了纠正士子只重经而不重史的弊病,从而大幅度提升史学的地位。他虽然承认左氏议论驳而不醇,但也认为左氏并非全不见道,推许《左传》也可补圣人之所未发。　　 第三章围绕《左传经世钞》中有关智术“御变”这一重要内容,具体分析魏禧如何将《左传》所记“御变”之事与阳明心学思想联系起来,从而实证心学之用。在他这里,正是世变促成了《左传》与阳明心学的结合。立足于当时的变乱情境,他将阳明与宋儒对比,突出宋儒不讲事功的迂疏之弊。不过,他又依据孔子的“正名”观念,强调行权必须以“忠厚光明”为准则,主张“经权互用”。　　 第四章主要围绕清初理学中“道问学”与“尊德性”的关系问题,描绘魏禧的经世之学的学术背景,考辨他与当时一些学者的学术观点异同,着重说明在理学由王学向朱学转化的过程中,魏禧的理学观念如何影响他的经世之学。受阳明心学影响,他以“尊德性”为学术最终归趋,同时表现出对于“道问学”的兴趣。这一观念对他的史学和古文理论都产生了影响,使他的史学经世理论表现出独特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