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这一独特的影像形式承载着时代赋予它的力与痛：一方面,它寄生于社会中,与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另一方面,它记录历史,书写社会变迁。本文探讨的是八十年代作为意识形态和美美学体验象征的纪录片与中国当代的文化、政治之间的关系,通过纪录片背后蕴含的话语方式的转变,力图在现代性的链条下对影像书写历史的方式进行历史分析。论文的第一章不仅是行文的一个总体准备,也是全文逻辑的一个集中表述。在这一部分中,对研究缘起并对论文的研究对象、主要线索和研究方法进行了阐释。论文的第二章主要研究八十年代电视纪录片的体制和理论准备。通过国家意识形态力量对电视纪录片的支配性影响来说明：对于集体文化记忆的表达、社会主义遗产的传递和一种“延迟现代性”的渴望是怎样通过八十年代的电视纪录片得以展现的。论文第三章的研究将围绕电视这一大众媒介展开。在电视时代来临之后,电视的普及化和电视纪录片的系列化为电视纪录片创造了坚实的受众基础。风光类大型纪录片通过电视媒介带领观众进行了长达几个月的荧幕旅行正是中华民族主体性形成的重要途径。政治与艺术在电视纪录片中如何实现合谋是本章关注的重点。论文第四章的研究以纪录片创作者的角度切入,并用知识社会学的视角来研究电视纪录片创作者与他们生活的年代之间的互文关系。首先,以纪录片《河殇》为例来看两个层面的变化：其一是知识分子对于纪录片的介入是知识群体的一次重要影像实践；其二是从八十年代初直至八十年代中期通过艺术化的政治所形成的主体性为何会发生崩塌。其次,另一部跨越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代表年轻导演影像实践结果的纪录片《天安门》如何实现美学转向是本章关注的另一重点。论文第五章作为本文的总结,将研究框架整体的放在1990年代独立纪录片兴起和电视纪录片播放状况发生改变的背景中来探讨。1990年代初期“新纪录运动”的兴起和电视纪录片的栏目化发展便是1980年代电视纪录片美学样式转变的直接结果。当主流媒介对于平民阶层的影像叙述不再将主体性的塑造作为重点所在时,民间影像中对于平民阶层生活状态的纪录无疑会成为这些人和这个时代最宝贵的影像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