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主要内容概述在我国,商业银行在银行体系中占有绝对主体地位,其改革的进程和绩效,直接关系到我国银行业的整体素质和竞争力的提高,影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顺利实现。国内银行的改革已经进行20多年,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国内商业银行综合竞争能力依然不强,仍然存在许多制约其发展的问题。例如:不良资产率居高不下,资本充足率达不到《新巴塞尔协议》的最低要求,内部风险控制不力等。而提高国内商业银行综合竞争力所面临的最大障碍和困难,正是如何改善公司治理、风险管理、产品创新的水平,建立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在短时间内不可能完全靠自己来解决,要尽快提高我国银行业的竞争力,就需要借助外部的力量与资源。国内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进入到了攻坚阶段,遇到了不少难点与问题。而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正是促进我国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的一个重要手段,战略投资者对我国银行业存在的几个问题都有很好的帮助作用。从理论上讲,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存在是提高一国银行业整体效率的重要一环。联系我国实际,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是引进战略投资者的根本目的,中国银行业所有问题的根本症结就在于没有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引进外资就是引进一双眼睛来盯住银行资产,监督银行内部的组织结构体制得到真正彻底的改善。同时,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不仅可以直接获得资本金的补充,而且通过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和股份制改造,可以进一步提高资本充足率。最后,提高银行的竞争和创新能力。由于银行的产品和技术有很强的外在性,要模仿别人的优势很困难,因此提高我国银行业的竞争力和创新水平不能完全靠自己,也需要引进别人的先进技术和经验,通过消化吸收,为我所用。但是,境外战略投资者带给我们的不光是好处,也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深思。首先是关于国内银行股权“贱卖论”的争论,三大国内银行卖给境外战略投资者股价与二级市场巨大的差异无论从哪个角度解释都是让国人心痛的。同时,当大量外资进入我国银行体系的时候,“金融安全”这个敏感的话题也冒了出来,境外战略投资者希望持股比例越大越好,这与我们提出的在国家控制权基础上进行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的目的是有冲突的。这不仅体现在股权结构的冲突上,还可能由此引出许多道德风险。另外,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后建立的股权结构是否稳定也值得怀疑。国内商业银行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愿望是美好的,希望通过此举能够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能够从师傅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哪怕是交一些学费。但境外投资者是作为战略投资者搞好国内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还是作为财务投资者分享银行业的成长果实并不取决于我们的主观愿望,而取决于外资金融机构的战略目标与选择。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引资的过程中对外资金融机构的约束太少,在外资金融机构持股锁定期满以后,可能会出现所谓的战略投资者在二级市场抛售获取暴利的情形。虽然在引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但我国银行业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从总体上来讲利大与弊,改革总会付出一些成本。我国银行体系的改革已经刻不容缓,只能一边摸索一边总结经验。因此,在最后我就目前出现的问题和以后引资的方向提出一些自己的建议。二、文章结构本文由七个部分组成:第一章,导论。第二章,回顾了我国国内商业银行的改革历程。指出贯穿整个历程的就是公司治理结构从无到有、逐步完善的过程,并指出国内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所遇到的难点。第三章,叙述了我国国内商业银行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动因。首先进行了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理论综述,主要谈到了跨国公司引擎理论、新制度经济学、和公司治理理论。之后,在我国特定的金融环境下,分析了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对我国国内商业银行的诸多好处,比如对国内商业银行特有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补充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促进银行业务和产品创新能力的提高、促进国内商业银行境外成功上市。第四章,主要叙述了对于战略投资者的定义、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各个阶段和不同特点。第五章,以上海银行为例对国内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实际效果进行实证分析,并得出效率在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后得到提高的结论。第六章,指出国内商业银行在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时出现的问题。并对“贱卖论”、“金融安全论”和“战略投资者还是财务投资者”三个主要议题进行了讨论。在讨论时客观叙述了正反两方面的观点,并在综合双方的看法的基础上有针对性的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第七章,叙述了自己对国内商业银行引入境外投资者的一些建议。主要包括引资对象的多元化、有目的有计划的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完善境外战略投资者退出机制和加强引资过程的双向互动。三、创新之处1.研究方法的创新。随着我国兑现对WTO的承诺和国内商业银行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深入,我们对引资的评价就不能停留在理论上各种假设条件下的争论,我们必须要有实际的证据来证明境外战略投资者进入后对国内商业银行产生了何种影响。对国内商业银行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后的效果进行实证比较分析,在本论文之前很少有人做这样的实证比较分析,这也是本论文的创新点。2.研究视角的创新。对于“贱卖论”的争论,笔者并没有局限于股权转让价格的高低,提出从市场交易角度上讲是公允,从后向前看当时的转让价格的确是低估了,低估的原因还是我国目前的国情所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