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不愿坐等犯罪之侵害既成事实之时,对于犯罪的聚焦目光就由回顾变为了前瞻,相较于对犯罪的惩罚,犯罪预防更为人们所关注,而关于犯罪预防的理论也是日益丰富。从研究路径上来看,可以分列为两方面：犯罪人中心导向与犯罪外部环境中心导向；而预防模式上则包括生物、心理模式,社会环境模式、犯罪情境模式和刑罚惩罚模式。其中,刑罚惩罚模式即利用刑罚之威慑效能来实现犯罪预防。可以说,这一犯罪预防模式兴起的最早,然而,历史的久远并没有让其被人所淡忘和忽视,相反,刑罚威慑至今仍为人们所推崇,尤其是「乱世用重典」的观念与作法屡见不鲜。所谓乱世用重典,即提高刑罚的严厉性来威慑犯罪,也就是重刑威慑。这一预防模式,在刑事立法上表现为犯罪圈的持续扩张,犯罪门槛不断降低以及刑罚量的日益提升,刑事司法上则表现为重刑适用比重过高,轻刑尤其是缓刑、非监禁刑适用度不高。重刑威慑在我国的犯罪预防中一直被奉为圭臬,以期欲犯罪之人在重刑之下望而却步。但是,从不断攀升的犯罪率和呈现上升趋势的重新犯罪率来看,这一美好夙愿似乎并不尽如人意。而犯罪的增长又往往被归咎于“打击不力”。因而为了遏制犯罪,相应的对策则是制定更为严格的刑法,延长犯罪人的服刑时间,即通过更重的刑罚来威慑犯罪。在这种观念之下,刑罚不断被抬高,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一一浮现：犯罪人处境更加恶化,回归社会的信心大大降低；监狱需要不断扩充以应对不断上涨的入监服刑人员数量,有限的司法资源过多地投入到了维持监狱的正常运转上；造成并强化了公众的暴戾心理,每每有刑事案件发生,社会一片喊“杀”声……我们不仅要反思：重刑是否就是预防犯罪的良药秘方?而问题的答案则要回归到刑罚威慑效能之中来找寻。唯有理性地认识刑罚威慑效能才能合理地运用刑罚来实现预防犯罪之目的,以将有限的犯罪治理资源用到“刀刃”上。本文共分为十部分,包括引言、刑罚威慑效能概述、研究架构与研究设计、刑罚威慑效能的客观评估测量、刑罚对于人身犯罪威慑效果的考察、刑罚对于财产犯罪威慑效果的考察、刑罚对于毒品犯罪威慑效果的考察、刑罚对于职务犯罪威慑效果的考察和理性认识与运用刑罚威慑效能及结语。这样的文章结构是基于以下研究思路：先对刑罚威慑效能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在此基础上评估和考察刑罚对犯罪的威慑效果,描绘出刑罚威慑效能的实然状态,发现其在实践运用中存在哪些问题,从而提出看法与建议s。具体而言：首先对刑罚威慑效能的概念进行厘定。目前学界对于刑罚威慑效能的定义并不一致,尤其是概念的外延上争议较大,因此有必要搭建起研究的语境平台。藉此,本文从威慑目的、威慑来源、威慑对象、威慑方式和威慑效果角度,将刑罚威慑效能定义为：借助于人对刑罚自身和刑罚附属效应所具有的畏惧心理,通过立法、警察、司法和刑罚执行机构对刑罚的设立和具体实施,以达到对一般公众产生预防威慑效果和对犯罪人产生抑制威慑和预防重新犯罪的效果,从而实现犯罪预防之目的。在明确概念的基础上又对刑罚威慑效能所依托的理论从犯罪学、经济学和心理学层面一一阐释,并详细论述了刑罚威慑效能的作用机制,以为后续的研究奠定好理论基础。其次,以专章的形式对本文的研究架构和研究设计进行说明,详细讲解了研究路径、研究方法和研究方案,从而为下文实证研究的展开解疑答惑,同时进一步理清研究的内容和目的。再次,对我国在犯罪预防上所依采的重刑威慑模式进行论述后,通过犯罪率和重新犯罪率这两项评估指标对这一犯罪预防策略进行客观检测,指出重刑并非预防犯罪的良药秘方；并且通过统计学方法对重刑率与犯罪率、破案率与犯罪率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分析,指出刑罚对于犯罪具有一定的威慑作用；相比于刑罚严厉性,刑罚的必定性对于犯罪的威慑作用更为显著。然后,分别对人身犯罪、财产犯罪、毒品犯罪和职务犯罪这四种犯罪类型的重刑威慑效果进行客观评估,并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调查的方式考察这四类犯罪人对刑罚威慑效能的感受,得出犯罪人对于刑罚必定性和及时性的感受要强于对刑罚严厉性的结论。最后一章,立足于前文的实证研究结论之上对重刑威慑预防模式进行检视,检讨了重刑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并深入剖析了重刑观念盛行的原因,提出应当理性认识并应用刑罚威慑效能。首先要认识到刑罚威慑效能得以发挥的前提性条件是威慑对象对刑法信息的认知。因此,要想实现刑罚之预防威慑效果,必须尽可能地去达成这一前提条件。具体表现为提高普法的广度与效度、力度与深度。其次,认识到重刑并非预防犯罪的良方,而且对犯罪人产生威慑影响的并非实际刑罚而是观念刑罚,因此,应当将刑罚严厉性的关注点转移到增重观念刑罚上来。对于实际刑罚则应当划定合理的边界,在犯罪圈的设定上充分贯彻刑法谦抑精神,在刑罚量的设定上则要综合考虑刑罚成本与犯罪收益的关系、刑罚严厉性与刑罚必定性／及时性的关系以及犯罪人对于刑罚的心理耐受度。再次,认识到刑罚必定性和及时性对于犯罪的威慑作用要显著于刑罚严厉性,因此,要强化刑罚必定性和及时性在实践中的应用,由重刑威慑向依靠刑罚必定性和及时性之提高来预防犯罪的理念转变。这要求我们首先要对警察部门的传统预防方式进行审视,在此基础上提出今后警务工作的重心要由被动预防转向主动预防,并要加强与公众的协作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