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秉和(1870～1950)，号滋溪老人，河北省行唐县人。尚秉和系前清光绪进士，学识渊博，除通晓制艺、诗古文、诸子、史传，以古文辞名重于世外，亦精通医药方术，又善于鉴赏古玩，工于绘事。尚先生老而学易，于易学造诣颇深，主要易学著述有《周易古筮考》、《焦氏易林注》、《焦氏易诂》及《周易尚氏学》等代表作，这四部作品，不仅体现了尚先生在易学领域的独到见解和深厚造诣，同时也对后世易学乃至整个易学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见于尚秉和先生在易学研究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以及对于易学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尚先生的易学思想进行了一番较为全面和深入的探究。本文从尚先生的生平行状及易学著述入手，对尚先生的象数思想、易理思想、易学史思想、以及筮法思想四个方面展开了论述。其间对于尚先生的一些有争议的易学见解，笔者引入出土文献帛书《周易》经传的相关内容与之相比较。之所以引入帛书《周易》的资料，主要出于两个原因。一是随着近些年考古资料的不断出土，人们对先秦文献的认识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学者们根据这些资料重新审查传世文献，得出了许多与前人不同的判断，其中在易学领域引起较大轰动的就包括1973年出土的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帛书《周易》经传。因此研究尚氏易学，适时的纳入帛书《周易》中的相关思想用来印证和比较，应当是时代的使命所然。第二个原因就是，尚先生对于易学的研究无论是对《周易》经传文的注解，还是对《焦氏易林》的诠释，抑或是对《周易》筮法的探讨，尚先生都十分重视先秦文献中的原典内容，如他称《左传》、《国语》为“最古之易师”。而在易学方面的先秦文献乃至西汉《易》著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大部分已亡佚或缺失，使我们的研究一度陷入困境。帛书《周易》经传作为下葬于公元前168年的典籍，代表了西汉初年甚至先秦时的易学思想，其尘封地下数千年，未加删改，保留了作品的原汁原味，无疑对我们的易学研究注入了一股新鲜的阳气。尚先生生前未曾见到这些出土资料，故他只能出经入史，旁证百家，以求《周易》之真理，难免在认识上有所偏差。通过帛书等出土资料的参考，正可以证先生之真知灼见，补先生之智者一失。出于以上两个原因，笔者引入了帛书的相关内容，意在尽可能的客观真实的反映尚先生易学思想的全貌。下面具体看一下各章节的主要内容。在尚先生象数思想中，本文主要从尚先生对于易象、易数的总结以及对先天八卦方位的考订三个方面展开。其中，在易象方面，尚先生提出了“以象为本”的观点，他认为“《易》之卦辞无一不根于象”、“《易林》繇辞亦无一字不根于象”，由此，尚先生遍考《左传》、《国语》、《焦氏易林》中众多失传的易象，对其进行归整和推演。在此基础上，尚先生又对《易》用覆象(反象)、用伏象(对象、错象)、用互象、用半象及用大象等取象方法进行了一一揭示，从而建立了相对完整和详备的卦象说，可以说这是尚氏易学的最大特色，可称为一家之言。同时尚氏的易象说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他将《易》对“象”的运用绝对化。考之帛书《易传》，尚氏所认为的春秋以来至西汉“重象”的传统并没有在帛书中呈现出来。尚先生反对虞翻的卦变、郑玄的爻辰，而他在具体的解易过程中，时时试图皆以象解易，离象而莫敢言易，进而支离卦象以就经文，再次走向了东汉易学繁琐的象数之路，终究没有摆脱他所反对的东汉人解易的藩篱。在易数方面，尚先生提出了“数者，易道所由成”的观点，并对先天卦数、爻数、五行数、纳甲数、九宫数、十日数、大衍数、十二辰数等作了介绍和总结。在对先天方位说的考订方面，尚秉和先生以其严谨扎实的治学态度，遍览群籍，发现了《左传》、《焦氏易林》、《乾凿度》以及九家、荀爽《易》注中皆有关于先天说的蛛丝马迹，进而明确提出“先天方位，在两汉皆未失传”的论断，我们沿着尚先生的思路，在帛书《易传》中同样探寻到了先天思想的端倪，可见尚先生的研究为我们揭示“先天八卦方位”的基本内涵，进一步探讨和研究“先天八卦方位”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参考。在尚先生的易理思想中，本文首先区分了尚先生所理解的“易理”与义理派之“义理”的不同。尚先生认为“易理”是存在于《周易》自身的本然之理，与属于道德性范畴存在的“义理”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如他在《周易尚氏学·总论》所说：“实所谓义理者，于易理无涉。”在此基础上，尚先生揭示出“同性相敌，异性相感”的阴阳之理乃“易理”的具体内涵，并且指出在《周易》经传文中屡次出现的“敌”、“类”、“朋”等概念，正是针对“易理”之中的“同性相敌，异性相感”的阴阳关系而产生的。其中，阳与阳或阴与阴同性相遇为“敌”，阴与阳异性相遇则为“类”、为“朋(友)”。本文通过对比尚氏易中“敌”、“类”、“朋”阴阳关系的运用以及帛书《周易》中的“敌”、“类”、“朋”的相关论述，发现“同性相敌，异性相感”的阴阳之理虽然与帛书《衷》篇之“(力童)陽(?)亡，故火不吉也。……重陰(?)沈，故水不吉也”的思想相通，但尚氏所谓的反映阴阳关系的“敌”、“类”、“朋”并没有在帛书《周易》中展现出“《周易》根本定例”、“《易》义之根本”的特征。尚先生的“易理”虽然讲求阴阳之理，但落实到经文的注解，却成为一种反映《周易》六十四卦阴阳爻位关系的体例，究其内容从根本上并没有摆脱象数的内涵。而帛书《易传》对于经文的阐释更注重人文思想的挖掘，即对“义理”的阐发，故而展现出与尚氏易不同的诠释风格与路数。由此我们推断，尚秉和先生提出“易理”的概念虽然有所创新，但由帛书考之，我们仍可发现其“易理”思想中值得进一步商榷的地方。对于易学史研究，尚先生首先从焦氏易的渊源出发，通过对《汉书·儒林传》的仔细研读与系统梳理，发现西汉易学中存在阴阳灾变之学，即《易》之“古义”内容的传授，且此阴阳灾变之学归根结底出自孔门，进而指出焦氏易对于西汉“古义”的传授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同时尚先生又对现存唯一的焦氏《易》著——《焦氏易林》的真伪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考辨，从理论上证实了以《焦氏易林》为代表的焦氏易在西汉易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在此基础上，尚先生系统地阐述了其关于两汉易学的传承观，提出了“西汉易学至东汉已失传”的重要观点。笔者考之帛书《周易》和刘大钧先生的《周易古义考》一文，发现尚先生对于西汉易学“古义”的揭示可谓真知灼见，他提出东汉易学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继承与发展了西汉易学，从帛书的层面亦有一定的道理。本文又通过对比《焦氏易诂》与帛书《易传》各自对《周易》卦爻辞的诠释，发现尚先生于《焦氏易诂》中的一些分析由于过分注重“《易林》繇辞无一字不根于象”，使他对易象的运用似乎有些牵强附会。尚先生始终强调“西汉易学至东汉已失传”，并力图凭借《焦氏易林》而得西汉易学之真谛，岂不知其所辑据《易林》说《易》之卦例，并没有超脱虞翻等东汉人解《易》的窠巢。今由帛书《易传》考之，尚氏通过《焦氏易林》并没有真正体现出西汉易学的完整风貌，这应当说是尚氏于易学史研究的微小瑕疵。对于《周易》筮法的研究方面，尚先生以历史发展的眼光明确地提出“欲学易，先明筮”的主张，将《周易》的卜筮之用纳入易学研究的日程上来。他在《周易古筮考》开篇说道：“《易》本用于卜筮，不娴筮法九六之义即不知其从何来。而《系辞》大衍一章尤难索解，《春秋传》某卦之某卦亦莫明故，故学《易》者宜先明筮法。”基于此，尚先生详细索解了《系辞》所载大衍筮法的来龙去脉，从占筮的角度对“用九”、“用六”的涵义做了重新的诠释。与此同时，尚先生又广为搜辑春秋以至明清的历代古人卜筮案例达百余则，其中既有对《左传》、《国语》筮例的辑录和分析，又有对纳甲筮法、射覆等《周易》中的其他筮法的详细解说。总的说来，尚先生对于筮法的研究，立足于对《周易》中象和数的阐发和挖掘，一方面体现了《易传》中居则观象玩辞，动则观变玩占的易学精神，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筮法提供了有力的工具支持，但另一方面结合《左传》、《国语》筮例及帛书《易传》中孔子论筮的资料来看，尚先生过于重视“神乎技矣”及筮法的精熟而忽略了“明数而达乎德”，因而其对筮法的研究似乎缺少了人文的关怀和德行的提升，这又不能不是先生的智者一失之处。结合出土资料帛书《周易》经传的相关内容，通过对尚先生于象数、易理、易学史以及筮法等四个方面易学思想的分析和探讨，在本文的最后，笔者对尚先生于易学研究的贡献与不足作了一个大体的总结和评论。笔者以为尚先生对于易象说的完备，对于先天八卦方位的考订，对于西汉易学“古义”内容的揭示，以及对《周易》筮法相关内容的探索，都对易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其过分强调象数，忽略《周易》中“义理”的阐发，又成为其易学思想的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