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经常账户维持了较长时期盈余，且呈稳步上升态势，由此导致外汇储备急剧增加，国外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越来越高。2007年9月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导致许多国家经济衰退，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中国巨额的贸易顺差也因此成为批判和炒作的对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和组织频繁向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以平衡其经常账户。与此同时，自2005年我国实施汇率制度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兑换美元和实际有效汇率均呈升值态势，从而使得外界对我国贸易顺差可持续性的质疑越来越大。有鉴于此，本文的研究目的就是基于我国内部和外部实际经济条件，考察汇率变动对进口贸易、出口贸易和经常账户的影响效应，在此基础上，探讨我国经常账户失衡的主要决定性因素。　　为了全面地、系统地阐述汇率变动对我国贸易收支的影响，本文主要通过构建相应理论模型分进口贸易、出口贸易和贸易收支三个方面展开分析。研究结果表明:　　其一，中国的国内商品消费的跨期替代弹性大于期内替代弹性，可见现阶段进口商品消费和国内商品消费呈互补关系，而日本和韩国的国内商品消费的跨期替代弹性小于期内替代弹性，从而使得其进口商品消费和国内商品消费呈替代关系。但同时也不能对此过度乐观，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的稳步增加，人们的消费水平也在不断地提高，消费偏好将越接近日本和韩国居民，从而使得在其消费品中，与国内商品相比，进口商品中所包含的“奢侈品”份额必会逐步减少，进口商品消费和国内商品消费给居民带来的效用将呈趋同态势，从而使得两者之间的期内替代效应进一步凸现，这势必削弱进口商品消费与国内商品消费之间的互补关系。　　其二，不管是总体数据还是分行业数据，产业内贸易的存在均减弱了我国出口的汇率弹性效应，对于出口总体数据而言，其数值下降的幅度大约为九个百分点。由此可见，经典模型忽略考虑产业内贸易，而简单研究汇率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势必导致出口汇率弹性系数的估计结果出现下偏。故此传统研究高估了汇率对出口贸易、国际收支的调节作用。有鉴于此，试图通过人民币汇率升值来抑制我国快速增长的出口，并非像“弹性学说”理论预期那么奏效，因为随着国家和地区之间产业内贸易程度不断增强，出口贸易对汇率变动的敏感性也正在逐渐减弱。这为理解汇率“调整之谜”提供了新思路。　　其三，近年来我国巨额的贸易顺差是国内贸易部门技术进步和外部强劲需求冲击共同推动下实现的。研究表明，经常账户余额对贸易部门技术冲击（或外部需求冲击）的反应最为显著。不出所料，名义货币冲击和汇率冲击对经常账户余额的影响具有暂时性，均无长期影响效应，其中，经常账户对实际汇率冲击的脉冲响应表现为先下降后上升的类似“J曲线”效应，但累计反应的结果表明，长期上汇率升值并不能逆转我国经常账户盈余的局面。由此可见，九十年代以来，我国贸易部门技术的快速进步以及2001年加入WTO使中国的廉价商品走向国际市场的通道得以逐渐改善，国内商品供给能力的提高通过增加出口得到充分利用，从而推动贸易盈余进一步上扬。这同时也反映出人民币汇率升值和货币政策并不是调节我国国际贸易收支的有效途径。　　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拓展构建的习惯形成偏好和消费者行为模型，能够有效解决Nishiyama(2005)提出的实证困境问题，即基于传统理论框架的实证分析会直接导致基于期内最优条件和欧拉方程分别估计得出的跨期替代弹性出现不一致。基于此，通过理论模型构建和现代计量方法实证估计期内替代弹性和跨期替代弹性，从动态角度探讨了进口商品消费和国内商品消费是否存在互补性（或替代性）。与此同时，本文还采用跨国比较分析法，对日本和韩国的进口商品消费和国内商品消费进行详尽的实证检验，并考察分析了两国经验结果与中国的异同。　　其二，由于传统汇率弹性理论在解释现实经验数据上表现得极为乏力，有鉴于此，本文在传统的理论模型中考虑消费者的偏好行为特征，内生化产业内贸易系数。实证结果表明，忽略产业内贸易的传统理论高估了汇率对出口贸易、国际收支的调节作用，这为理解“汇率调整之谜”提供了新思路。　　其三，本文拚弃静态的传统研究方法，通过构建具有坚实微观基础的垄断竞争新开放经济宏观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分析内外部冲击在短期上和长期上对经常账户余额变化和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动态影响机制。进而在理论模型基础上，采用BQ-SVAR、乔基斯方法和结构性冲击成分分解法将主要宏观变量分解为由内外部冲击所解释的三部分，着重从动态的角度全面刻画我国经常账户失衡的主要决定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