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著作权许可的方式变得简易,如何降低许可的交易成本是著作权法一直面临的问题。集体管理许可机制为解决大规模的许可问题而创设,但事实上,在著作权许可交易市场中,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许可制度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制度作用。如何使著作权集体管理许可制度为上述问题的解决提供工具价值,是本文所要探讨的核心问题。因此本文对著作权集体管理许可制度本身展开研究,通过对条文的检视,展示其在司法适用中所呈现的状态,总结机制在制度与现实层面面临的困境,最后为完善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的许可机制提出建议。本文主要分成四个部分:首先,著作权集体管理许可机制包含三个主体之间的两对法律关系,目前我国法律将著作权利人与集体管理组织之间的许可关系规定为专有许可,对作品使用者与集体管理组织之间的许可关系没有作出规定,实践中采一揽子许可模式。由于法律对这两对许可关系的规定并不明确,因此存在理论与适用上的争议。其次,笔者从案例入手,检视专有许可与一揽子许可在司法适用中的状态。由于法律定性的不明朗,故而在司法适用中存在争议。专有许可的司法适用争议焦点有二:个人维权的合法与否,代理维权的合法与否。一揽子许可的司法适用争议焦点是一揽子许可是否构成集体管理组织对其市场支配地位的滥用,即一揽子许可是否构成拒绝许可、许可费过高或搭售行为。再次,笔者通过对司法争议与理论热点的总结,提炼出集体管理许可机制所面临的问题:在制度层面,集体管理许可机制存在许可法律关系性质不明确、许可模式单一化与许可费率机制不完善的问题;在现实层面面临着网络服务提供商与个人许可模式的冲击。最后,笔者为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走出困境提出建议:制度本身的完善是许可机制得以发展的基础,笔者认为应当从维护著作权利人利益的立法价值出发,将著作权利人与集体管理组织之间的法律关系定性为行纪法律关系,在著作权利人、集体管理组织与作品使用者之间构建多元开放的许可模式,对许可费率机制作出细化规定;在现实层面,集体管理的许可机制应当重视数字技术所带来的长尾效应,通过与网络服务提供商的对接以及统一化数字平台的构建,为广大著作权利人与作品使用者提供许可交易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