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的翻译理论中,作者中心论和文本中心论占据统治地位,而没有考虑到读者的接受,甚至也没考虑到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依据读者的接受来选用不同的翻译策略。20世纪60年代,以现象学和解释学为理论基础以人的接受实践为依据的接受理论的诞生,使人们找到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是方法论上的一个重大变革。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之前,其意识并不是空白的,而是具有了某种世界观、社会经验、审美需求等,这就是读者的期待视野。作为翻译的两种策略,归化和异化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文学翻译中应以归化为主还是以异化为主也一直是人们争论的焦点。奈达是归化的代表,他提倡译文读者的反应与原文读者的反应要对等;韦努蒂是异化的代表,他提倡在目的语的文本中,在风格和其他方面突出原文之“异”。当前国内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归化异化之争。本文先分析了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三个中译本各自所采用的翻译策略。然后从接受理论的角度,特别是从读者的期待视野的角度分析了三位译者——林纾、董秋斯、张谷若所采用的翻译策略。归化和异化都有着各自的价值和优势。但文本视野和读者期待视野间适当的美学距离决定了过度的归化或异化都是与读者的接受能力相悖的,也是不切实际的。本文通过详细分析翻译过程中出现的两种读者——译者(作为原文的读者)和当时的读者(译作的读者),论述了读者在这方面的作用。从译者作为原文读者的角度讲,译者的不同先在知识结构和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必然导致译者对文本有不同的理解和阐述,而译者又必须对当时译文读者的接受能力、审美情趣等进行考虑,目的是在翻译过程中尽力使译文与读者的期待视野融合。正是这两者的结合,决定了翻译策略的取舍。通过接受理论中的读者期待视野,审美距离,视野融合等观点,本文重新探讨了归化和异化的问题。随着时代的变迁,目标语读者的期待视野发生了变化,他们的审美期待和审美情趣也发生了变化。翻译策略也应作相应的变化。本文揭示了:作为译者,无论我们采用归化还是异化?或者我们以某一种策略为主,另一种策略为辅?我们都应该考虑目标语读者的期待视野,注意文本视野与读者期待视野之间适当的美学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