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2月15日我国全面颁布新会计准则，我们看到此次新准则中最引人关注的变化就是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再次引入，其实在国外的一些国家以及国际上，公允价值的计量模式已经被普遍运用，而我国公允价值的运用也经历了一个反复的过程：从1998年首次引入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到2001年修订的会计准则又取消这一计量模式，再到2005年在投资性房地产准则征求意见稿中再次引入公允价值计量模式。新准则中对公允价值的再次引入会不会重蹈过去沦为一些上市公司操控利润的工具的覆辙等等问题都是我们感兴趣的问题。目前，尚未显现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在我国适用的效果，而会计实务界和理论界又非常希望能够得到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以指导我国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运用。因此，对再次引入公允价值计量模式进行市场反应方面的研究从而探讨新会计准则运用这一模式在我国的适用性是具有很大现实意义的。 对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研究必须要了解该计量模式的理论渊源和支柱。会计目标变迁的历程引出了这一计量模式的渊源，从20世纪初期的“受托责任观”到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决策有用观”，再从决策有用观下的“信息观”到“计量观”，从此揭开了公允价值计量模式逐渐取代历史成本计量传统模式的序幕。与公允价值模式下的计量观一脉相承的全面收益观和资产/负债观，也逐渐替代了传统的以交易观为基础的收入/费用观。尽管安然事件发生后，受托责任观的复兴更关注会计信息的可靠性，但是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对可靠性的重新重视也无法阻挡计量观的发展，进而用户需求观(决策有用观的再发展)依然坚持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导向，他们坚持公允价值和全面收益的改良途径，希望以放宽会计估计提高相关性，以增强透明度提高可靠性，以限制会计政策提高可比性。这样在用市场透明度和现值技术保证可靠性的同时，努力推进相关性，服务于会计信息的用户和快速发展的经济。 本文研究的“出发点”是2006年颁布的新会计准则中最大的变化之一——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重新推行，而“落脚点”则放在了能够方便地取得比较可靠数据的有着很广泛应用的事件研究的方法上，对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在我国运用的三个关键时点的市场反应和由此引发的问题进行研究。本文在对我国引入或放弃运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三段不同的市场环境和制度背景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会计目标的变迁——“委托责任观”到“决策有用观”说起，引申到“决策有用观”下的信息观和计量观，再到左右会计改革方向的会计信息两个重要的质量特征——可靠性和相关性的权衡，最后延伸至利润表——全面收益下的会计收益。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我国运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具体背景，本文通过固定均值收益调整模型对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在我国三个不同事件日引入或放弃对上市公司的股票收益的影响，以及该影响的程度与公司业绩的关系进行了事件研究，结果发现：(1)1998年首次引入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对公司股票收益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不过，由于当时我国并不具备运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条件，上述的积极影响与公司业绩没有什么必然联系。(2)2001年放弃运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对公司股票收益产生了消极影响，不过这一影响并不显著，这也是当年我国资本市场的状况等因素所致；同时，这段时期我国同样不具备运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运用环境，此时消极影响的程度和公司业绩成同方向变动——公司业绩越好，这种消极影响却越强烈。(3)2005年再次引入公允价值的计量模式对公司股票收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不过，这种影响不是很显著，主要与该事件和本文选取的样本公司不直接匹配有关；进一步分析的结果显示，这一积极影响是与公司业绩成同方向变动的——公司业绩越好，这种积极影响越强烈。总之，本文认为，现在我国已经初步具备适度运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条件和经济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