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和交易规模的扩大,投资者对于流动性的需求日益上升。二级市场交易已经不能满足公司对大规模股权收购交易的需求,这就催生了大宗交易这个二级市场以外的交易方式。相比于普通交易机制,大宗交易更为便捷的交易程序使得其受到越来越多的投资者,特别是机构投资者的青睐。而随着交易制度的不断完善以及大宗交易规模的日益扩大,大宗交易在流动性、大额股权转让交易和交易成本等方面表现出显著的优势。有研究发现大宗交易对股票价格会产生影响,主要表现为大宗交易的股票会产生一定的超额收益。因此大宗交易的价格和买卖行情为投资者提供了很好的投资导向信息。与此同时,一些上市公司实控人却利用这种市场规律,通过自己对上市公司的控制,使用大宗交易方式进行减持来操纵股票价格、实现逃税漏税等目的。证监会为了遏制上市公司股东利用大宗交易来谋取私利的行为,于2016年1月1日发布了《上市公司大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但由于其仅限制了大股东和董监高的股份减持行为,并未对其他重要股东的股份,如IPO前的非大股东、非董监高股份,非公开发行股份,可交债券股份,股权质押股份,股票收益权互换等股份通过大宗交易进行减持的行为做出明确的规定,反而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股东通过“定增代持”、“股份控制”、“过桥减持”等方式进行上市公司控制和股价操纵。为了进一步规范大宗交易行为,维持市场稳定并保护投资者利益,证监会和沪、深交易所相继于2017年颁布了减持新规,一是扩大了适用范围;二是增加了信息预披露制度;三是针对大宗交易减持的时间和数量进行了限制;四是新增了特定股东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股份,受让方在受让后6个月内不得转让的规定。在此背景下,本文通过双差分模型对减持新规这一政策效应的影响做了分析,旨在确定减持新规对特定股东大宗减持的股票价格是否有影响,以及如何影响。本文在上述背景的基础上,以筛选过的在2016年1月1日到2020年8月14日之间发生过大宗交易行为的3168家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将其分为两类:2016年1月1日-2017年5月26日（减持新规前）以及2017年5月27日-2020年8月14日（减持新规后）进行对比。使用大宗交易后第1、5、20个交易日以及180个自然日和180个自然日之后的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相对大宗交易当天收盘价的涨跌幅作为被解释变量,引入减持新规政策作为解释变量,该虚拟变量取值在减持新规前为0,新规后为1;将非特定股东大宗减持作为对照组,特定股东大宗减持作为实验组,该虚拟变量对照组取值0,实验组取值1,两者的交互项系数为我们所关心的政策效应。同时引入大宗交易股票的市盈率、波动率、自由流通市值等指标作为控制变量。采用控制时间效应的双差分模型对减持新规的政策效应进行分析。对实证结果进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在新规前,非特定股东大宗交易会对市场产生正向效应,而特定股东大宗减持相对于非特定股东会对市场产生负效应,减持新规政策使得这种负向效应减弱,且随着时间周期的拉长,减持新规对股票收益率的正向影响逐渐加强,甚至几乎消除了特定股东大宗减持与非特定股东大宗减持的差距。在短期内折溢价率、买方为机构投资人、大宗交易换手率、交易日前5日累积涨跌幅等交易信息对股票收益率影响显著,而在长期自由流通市值、波动率、账面市值比、股息率等反应公司经营和规模情况的因素对股票收益率的影响更为显著。综上所述,此次减持新规对信息披露的规定、减持比例的限制以及新增锁定期的规定,对股票价格有显著的政策效应,促进了大宗市场交易的稳定性;降低了特定股东大宗减持对市场的负向影响,增加了上市公司操控股价的难度,使股票二级市场更为有效;约束了上市公司利用大宗交易进行“过桥减持”的逃税和套利行为,为市场的规范和稳定提供了较好的政策环境,进而保障了中小投资者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