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当今美国著名的中国学专家,耶鲁大学中国学研究的核心领导人,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本文试图以历史本体论、方法论与认识论为切入点,将对史景迁的史学思想的研究放置于二战以来西方史学发展概况,以及美国中国学演变状况,这一学术背景中加以考察。同时,兼顾分析了一些史学大家对其史学思想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作用。文末对史景迁的史学思想进行了客观而系统的总评。二战以来西方史学界,总的说来,发生了两次重大变化。一是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的“新史学”(又称“社会史”)挑战了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社会史逐渐取代了政治史,从而成为史学研究的主流。这一时期的主要史学流派有:法国年鉴学派、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美国的社会科学史学派等,其中年鉴学派影响最大。二是自20世纪70年代,“新史学”潮流失去了吸引力。于是,具有强烈的人本主义倾向的“复兴叙事史”的潮流勃兴起来,并借助于后现代主义的推动,呈现出方兴未艾的态势。而肇始于法国的“新文化史”则渐渐取代了“新史学”成为西方史学界的新宠。这两次变化对史景迁的史学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致使史景迁的史学思想总体上呈现出新文化史之倾向。笔者从新文化史的四个特征入手,对此观点加以了详细而具体分析,同时,以史景迁的治史实践,主要是其所著作品来加以印证此种观点。继而,又探究了美国中国学发展趋势对史景迁史学思想形成的作用。在美国中国学研究领域内,史景迁可说是一个“另类”,他未继承其“太老师”费正清之衣钵,而是形成了将传统汉学与“新汉学”合二为一的治汉学思想。此外,本文还研究分析了美国域内域外史学大家对史景迁史学思想所产生的影响,其中域外主要是司马迁;域内主要是史景迁的恩师——费正清、房兆楹、芮玛丽夫妇。以上是对史景迁史学思想形成的学术渊源的分析,当然其中还应该包括对史景迁本人的学术生涯加以介绍与研究。文章的第二部分,从历史哲学的角度对史景迁的史学思想进行了一些探索性研究。概言之,史景迁在史学本体论方面是具有人本主义之倾向的;在史学方法论方面则呈现出以史为文的写实风格,即景迁在史学属性这一问题上的主张是即注重史学的真实性、科学性,又重视史学的文学性、艺术性,但却较偏重于后者的,在对待文史关系之问题的态度是,主张史学应与文学结盟,书写历史时应侧重其叙事性、故事性、可读性;在史学认识论方面,史景迁史学思想表现出比较注重史学社会功能的特点,经过深入分析,具体表现为主张治史之目的应服务于大众,史学家应具有现实关怀之情感。文章最后一部分,笔者对史景迁的史学思想进行了总评,分析了其史学思想的贡献与缺陷。具体而言,史景迁的史学贡献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即: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方面;促进异质文化交流方面;推进美国中国学发展方面;新文化史思潮践行方面。史景迁史学思想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汉文阅读水平亟待更高层次得提高;作品中表现出未能完全理解中华文明精髓之痕迹;史学思想呈现平面化之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