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中国国际经济贸易委员会早在2000年就开始探索国际商事在线仲裁制度,但我国国际商事在线仲裁制度发展依然较为缓慢。在新冠疫情持续流行的背景下,国际商事仲裁线下庭审受到阻碍,当事人无法到庭参与庭审,可以远程庭审的国际商事在线仲裁制度得到了广泛的关注。除新冠疫情的因素外,国际商事在线仲裁具有的独特优势也是其受到重视的原因。国际商事在线仲裁借助于互联网信息技术,降低了仲裁时间和经济成本,拓宽了国际商事仲裁的适用范围,是金额小、数量大、案情明晰案件的理想解决方式。此外,国际商事在线仲裁电子送达制度兼具直接送达的准确性和间接送达的便捷性,有助于破解送达难题。仲裁员借助于互联网仲裁平台,可在家中仲裁世界各地的案件,拓展仲裁机构和仲裁员的仲裁范围。目前我国国际商事在线仲裁制度仍处于发展阶段,面临部分法律障碍有待解决。我国国际商事在线仲裁协议形式的规定存在立法不协调的情形。在仲裁协议扩张理论中,仲裁协议书面形式的强制性规定已经被突破,但我国《仲裁法》仍要求仲裁协议必须是书面形式。此外,在信息时代的背景下,立法要求仲裁协议采用书面形式的合理性降低。仲裁协议形式的相关规定也散布于诸多法律规范性文件中,有待立法进一步整理。立法者应注意国际商事仲裁的在线化趋势,取消仲裁协议书面形式的强制规定,消除立法不协调的情况,倡导“无纸化”信息档案系统的构建。我国国际商事在线仲裁电子送达受到诉讼制度的影响。我国现行《仲裁法》颁布时间较早,没有对国际商事在线仲裁电子送达制度进行规定,国内仲裁机构面临《仲裁法》无法可依的窘境。为降低仲裁裁决被不予承认与执行的风险,国内仲裁机构参照《民事诉讼法》制定电子送达规则,限制了国际商事在线仲裁电子送达制度的灵活性,部分司法机关也对电子送达制度表达了排斥。2021年,司法部颁布的《仲裁法（修订）（征求意见稿）》对国际商事在线仲裁电子送达制度表达了支持,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也不再限制电子送达的适用范围,我国国际商事在线仲裁电子送达制度面临的法律障碍得到了部分解决。我国国际商事在线仲裁裁决国籍面临潜在冲突。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格局的不断扩大,外国国际商事仲裁机构在我国内地进行仲裁并要求我国法院承认与执行的案例不断增多。在我国《仲裁法》与《纽约公约》存在冲突的情况下,我国部分司法机关将外国仲裁机构在我国内地作出的仲裁裁决认定为非内国裁决或涉外裁决,并对其进行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国籍之所以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究其原因在于我国《仲裁法》对仲裁机构的认定有严格的标准并长期限制临时仲裁在我国的适用。在《仲裁法》修改之际,立法者应进一步完善仲裁地和仲裁裁决国籍的概念,解决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国际商事在线仲裁制度是信息时代背景下国际商事仲裁借助互联网进行庭审的新形式。借助于互联网技术,国际商事在线仲裁制度降低了争议解决的经济成本,缩短了争议解决的时间,提前了第三方机构介入争议的时间点,扩大了仲裁机构的仲裁范围。在以《海牙判决承认与执行公约》为代表的判决全球承认与执行体系暂未有效运作的情况下,国际商事在线仲裁可依托《纽约公约》实现世界范围内的流通,或在未来全球互联网治理和我国法制社会的建设中发挥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