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推动资本市场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公司通过上市抢夺市场资源,部分上市公司为获得更多的利益频频发生违规行为,破坏资本市场有序交易,扰乱投资者的判断而购买到没有价值的股票,投资者对上市公司失去信任,公司无法获得足够资金维持日常经营,势必会严重阻碍资金的流动和市场经济发展。管理者诚信缺失、各权力层级缺乏制衡、高管失职和监事会虚设等是公司发生违规行为的内部动机,而外部监管机构监督不力,审计师违背职业道德、环境不确定对利润的影响是公司发生违规行为的外部动机。对违规行为的治理应当从最源头入手,采取一些治理手段阻止管理者因诚信缺失和缺乏监管而操纵利益的行为。高管纵向兼任作为现在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治理模式,会产生不同的效应:一方面能使只享受公司利润分红的股东参与到公司运营,增强对管理者失信和失职行为的监督,缓解管理层代理问题;另一方面使股东与管理者的联系更为紧密产生利益趋同,发生掏空行为,与管理层一同失信和失职的风险增加。那么高管纵向兼任是通过有效监督和约束管理者行为抑制公司违规,还是与管理者合谋促进公司违规呢?因此,本文选择2009年至2019年我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研究高管纵向兼任对公司违规是促进还是抑制,通过对代理理论的分析,加入代理成本变量构建中介模型,探讨代理成本对高管纵向兼任与公司违规的影响路径和效果,此外还考虑到高管纵向兼任与公司违规的作用可能会受股权集中度、产权性质和两职合一的影响,对股权集中度、产权性质和是否两职合一的调节作用进一步研究。研究结论表明:第一、高管纵向兼任对公司违规起抑制作用,这种抑制作用归因于大股东对高管的监管得到强化,抑制了管理者以权谋私的行为,股东与上市公司信息交流更高效,督促管理者科学决策,降低了管理者与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第二、上市公司股权越集中,弱化了高管纵向兼任对公司违规的抑制作用。揭示了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越高,大股东对管理者监督的强化程度有所减弱,但仍能实现对管理者的严格监督,只是有的上市公司股东可能利用控制权指挥管理者决策,有潜在的违规风险。第三、非国有企业中高管纵向兼任能有效抑制公司违规,但国有上市公司的资本由国家投入,所处的监管环境更严格,违规风险本来就低,高管纵向兼任对公司违规的作用不显著。第四、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离的上市公司中,高管纵向兼任能强化两者间的监督效应,降低利己主义,约束董事长与总经理的违规行为,抑制公司违规。本文结论丰富了高管纵向兼任与公司违规的相关研究,揭示了高管纵向兼任能够治理公司违规行为,降低上市公司违规风险,为上市公司对违规的治理提供了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