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对群体性事件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种路径,第一种是“结构—制度分析”,现有研究多采用此法,该研究路径通过对事件现状、成因、特点、结果等进行静态的总体性论述,而后得出某些普遍性的结论。第二种是“过程—事件分析”,此为近几年学界兴起的研究策略,该类研究多以个案为例,通过动态分析事件的形成、发展过程,揭示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制和发展逻辑,最后提出相应的解决之道。本文欲综合此两者,以发生于2009年6月15日江西省赣州市的“南康6?15事件”为研究对象,首先以事件的起因、过程阐述南康事件的基本情况;随后就事件动员的发展逻辑,对事件的动员条件、动员主体、动员策略进行客观性论述,呈现民众动员过程。在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经济发展默认为地方政府绩效考核的政治任务,市场经济的竞争性使社会主体争利日趋常态化。而现代化除了带动经济,还唤醒了民众的权利意识,张扬了个人意识,维权不再是空口白话而是逐渐付诸实践。政府的政治压力与维稳宗旨两相矛盾,政府威信下降与民众维权上升对比鲜明,社会问题、矛盾与冲突随即蜂拥而至,此时,政府施政不当极易成为突发性事件爆发的契机。就南康案例而言,在社会利益分化格局下,家具业主、底层工人、围观市民等主体不仅利益多元化,而且各有不同社会网络,同时,在网络发达的现代社会,民众即使不归属于任何组织,也可通过互联网技术做到足不出户而知晓、掌握最新社会动态。以上主客观社会条件、多元社会主体的存在都为事件抗争共识向抗争行动的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最后,通过对南康事件动员的研究,本文总结出以下三个发现:第一,南康事件并非以行业精英、底层领袖为动员核心人物,而是多元主体运用社会既存条件进行的互动。原本偏居一隅、各自独立的个体,经同业、同乡、亲友的引领加入各类“抱团式”非正式组织,将个体微力凝聚成强大力量,形成集体抗争的规模化动员。第二,南康事件是理性与感性双重因素动员下产生的维权抗争行动。利益关联也许是维权行动中动员业主集体上访的重要选择,但仅有此不足以引发抗争,话语、情感等感性因素也加速感染从旁民众,促成团体抗争共识的形成,进而引发底层工人、市民的道路示威行动。第三,南康事件的处理得益于上级政府的强制行政命令,而非地方制度化治理。如何实现地方治理制度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