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以二战后美国主导下的旧金山对日媾和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为研究对象，考察了美国对日媾和的全过程与中国因素的互动关系。　　论文将美国政府对中国因素的考虑贯穿于对日媾和的全过程中，详细讨论了六个方面的问题。即:1、二战时期美国所确立的“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及其在战后实行所面临的困扰;2、冷战开始后进退维谷的中国政策与1947年对日媾和早期提议流产的关系;3、冷战和中国内战局势所导致的美国对远东政策的重新审视，以及由此导致的美国对日占领政策方向的转换;4、在中国局势尘埃落定前美国政府内部就远东政策决策的僵局;5、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内部关于远东安全问题争论僵局的打开，以及杜勒斯为召开对日和会所进行的一系列外交斡旋;6、旧金山对日和约的通过、生效及其与中国因素的关联。　　论文指出，在太平洋战争时期，为了防止日本重新成为美国与世界和平的威胁，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东亚蓝图是以“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为核心来设计的，其中，中国将为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的盟友，充当“亚洲警察”，监督日本并牵制苏联。但是，随着战后美苏冷战的展开和中国内战形势的变化，使继任的杜鲁门政府基于权力政治现实，迅速改变了这一初衷。战后美国对日媾和，正是建立在由此导致的对美国东亚政策全面重新审视基础上。由于中国局势的变化直接关系到东亚的权力平衡，导致日本对美国东亚安全的地缘政治价值凸现，从而使得中国因素对1947年对日媾和早期提议的流产，1948、1949年美国政府内部就对日媾和问题的讨论陷入僵局，均有重要关联。同时，1950年中苏同盟的确立、朝鲜战争的爆发及中国的参战，也使中国因素对美国政府内部有关安全问题与对日媾和讨论僵局的打开，杜勒斯斡旋之下以英美为主导，排除中、苏的“单独”或日“片面”的对日媾和方式的产生，均有重要影响。尽管中国并没有受到邀请，参加1951年9月举行的旧金山对日和会，但中国代表权问题导致了盟国的分裂，引起和会激烈争论，并且还影响了美国参议院对旧金山诸条约的通过批准。可以说，中国因素自始至终影响了旧金山媾和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