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化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基层社会发展演变的重要主题,农村、农民与农业三者是其中的核心要素。以往的研究也大多聚焦于此,类型上的差异并不显著。结合近年来水域社会与渔民群体研究的兴起,本文以浙江省档案馆以及温州、台州、宁波、舟山市档案馆的渔业档案为基础,从组织与技术两个角度出发,探讨浙江海洋渔业集体化。组织变革是海洋渔业集体化的重要方面,本文分别从水产经营组织和渔业生产组织进行论述。1949年以后,政府通过设立鱼市场、改造鱼行等,使水产经营权逐渐从私人转移到国家;之后又对不同的国营力量进行整合、调整,最终形成以水产供销公司为经营组织形式的体制,确立了统购包销、保障供给的经营模式。通过渔改时阶级成分的划分与统一,政府对渔民的身份进行了有效重构,使渔民的差别化待遇成为可能;在渔业合作化中,渔民的入社资格问题体现了基层实践与政策规定之间的偏离,生产工具入社时如何折价及所有权归属则成为各方博弈的焦点。得益于高效的动员与组织,浙江渔民开始大规模进入吕泗渔场生产,但1959年春吕泗风灾的发生及后续演进,折射出公社化以后渔业生产组织与渔民生存境遇问题。技术之于海洋渔业生产意义重大,技术问题在海洋渔业集体化研究中不容忽视,本文主要讨论了敲?、机帆船和海带养殖。敲?是一种传统海洋渔业生产技术,1956年扩散到温台沿海后,在地方政府支持下,通过与渔业合作社的结合,获得了迅速发展;敲?渔业虽然产量高,但很快引发了各种问题和矛盾,所以政府最终决定停止发展。发展机帆船是改进渔船动力的有效方案,舟山的机帆船试验在各种优等条件组合下取得了成功;机帆船既提高了生产效率,又为政治权力的扩张创造条件,但1958年以后机帆化的盲目推进大量消耗了渔业社的公共积累。海带养殖技术的突破是“大跃进”时期海带养殖运动得以开展的关键,但这一生产运动既缺乏可靠的技术推广支撑,又忽略了经济效益,最终严重破坏了部分沿海渔区的生产力。作为国家权力向下扩张的重要形式,集体化深刻改变了近代以来浙江的海洋渔业生产秩序。无论是水产品经营方式、渔业生产组织方式,还是各类技术改革,都表明国家力量在海洋渔业领域获得了空前的增长。从财政汲取角度来看,集体化使中国共产党在海洋渔业领域建立了有别于明清时期与民国时期的财政汲取模式,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它也试图通过持续的财政投入来构建权力基础。海洋渔业的历史经验提醒我们,探究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不仅要关注国家权力扩张下的财政汲取,还要重视财政投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