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单位告知义务的充分履行关乎劳动合同目的的实现以及劳动者的切身利益,因该义务履行引发的劳动争议案件数量也居高不下。本文通过梳理用人单位告知义务纠纷司法裁判,发现这些裁判不同程度的存在说理粗糙和论证不充分问题,更存在大量裁判争议。同类事实未能获得相对一致的法律评价,会极大地降低当事人对裁判的信服度,严重损害司法的权威性。从用人单位告知义务争议案件的裁判结果出发,通过类型化的分析得出裁判争议产生的原因,即立法缺陷和司法自由裁量权行使时的差异。现行法律对用人单位告知义务的规定不够完善,存在告知范围规定有限和告知方式规定过于简单等显而易见的缺陷。立法的应然与司法的实然之间难以一一契合,给法官裁判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但法官又不能拒绝裁判。此时,司法自由裁量权有了发挥的空间,而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会受认知能力、价值理念等多重因素的影响。用人单位告知义务裁判争议的解决需要克服这两大缺陷,但一味等待立法或者司法解释出面解决问题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公众的司法需求。最高人民法院推行的案例指导制度不仅能弥补法律的漏洞,还能适度规制司法自由裁量权,统一法律适用。以案例指导制度为中心解决用人单位告知义务纠纷中的裁判争议不失为一种可行路径。自案例指导制度确立至今,最高人民法院陆续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对司法裁判活动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制度的成功并不仅仅在于制度本身,而是要具有实践上的可操作性,虽然最高法院对该制度规定较为原则,但案例指导制度解决裁判争议有其内在的实现机制。以该机制为基础提出具体运用案例指导解决用人单位告知义务争议的建议,最大程度的确保用人单位告知义务案件司法裁判的公正性与权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