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自1984年1月1日起,正式承担起现代中央银行职能。中央银行在短期中主要面临三个问题,即降低失业率,维持物价稳定与国际收支平衡。这对应其三个短期宏观经济目标,即稳定产出,稳定物价与稳定汇率。本文想要探讨中央银行如何实施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来达到其短期宏观经济目标。除此之外,在中国人民银行30多年的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实践中,我们发现其政策目标可能存在一定冲突。具体而言,就是在开放条件下,物价稳定目标与汇率稳定目标可能存在冲突。为了比较央行不同政策规则的效果以及缓解政策目标相互冲突的途径,我们利用中国经济的实际数据建立新凯恩斯模型,模拟实际经济变量在不同政策规则下的运行轨迹。我们得出结论:如果经济社会遭遇技术冲击,积极干预的利率规则有利于稳定物价,消极放任的利率规则有利于稳定产出。只要央行可以足够关注通胀水平和未来福利水平,不管什么组织类型的央行都可能增进社会的福利。如果经济社会遭遇技术冲击,完全浮动汇率制能够更好地稳定国内物价,与一篮子货币绑定的汇率制度能够更好地稳定实际汇率。在不一样的目标制条件下,货币当局决策者采取各种货币与汇率政策的关注点应是不同的。具体而言,首先,在封闭条件下,中央银行从本质上来说是通过直接或间接调节经济中的货币量来达到其预期目标的。接下来的问题可能就是,中央银行应该按照何种规则确定经济社会中所需的货币数量,以及其在具体执行规则中所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由于中央银行难以准确控制商业银行的货币创造乘数以及货币的流通速度,所以构建利率规则可能是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的好方法。然而,规则既可以是积极干预的,也可以是消极放任的。为了比较积极干预的利率规则与消极放任的利率规则对实际经济变量的不同影响,我们构建动态新凯恩斯模型来实现这一目的。按照Kydland andPrescott(1977)的理论,央行的目标可以设定为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或社会损失的最小化。社会损失函数一般被认为是产出水平和通货膨胀率的二次函数,且通货膨胀带来的边际损失会随着通货膨胀率的增加而增加。这样,政策制定者应该通过某种方法来获得低且稳定的通货膨胀率,同时最小化产出与某个平滑趋势之间的差额。这种结果具体而言,就是货币当局根据预先确定的社会福利函数制定出合适的利率规则。根据利率规则所得出的MP曲线和新凯恩斯IS曲线共同得出总需求曲线。总需求曲线再进一步与推导自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的总供给曲线一起实现全部市场的均衡。我们利用经验研究得出结论:如果经济社会遭遇技术冲击,积极干预的利率规则有利于稳定物价,消极放任的利率规则有利于稳定产出。具体如何实施利率规则,取决于当前的经济形势。其次,在比较完积极干预的利率规则与消极放任的利率规则之后,我们想要探讨货币制度的供给主体即中央银行,其关键特质是什么。为回答好这一问题,我们首先将中央银行提供的货币制度看成是一种公共物品。值得注意的是,本文中的货币制度有着特殊的含义,它仅仅指的是中央银行可以通过这种制度方便经济参与者之间的交易以及直接或间接调节经济中的货币量来达到其政策目标。提供货币制度比不提供货币制度要好这一问题应该无须赘述,随后的问题应该是提供“多少”货币制度。在本文中,我们使用货币量的多少来度量货币制度。之所以这么做是由于传统公共物品的最优供给数量决定于其给人们带来的社会边际收益和社会边际成本。货币制度这种特殊的公共物品,难以给人们提供直接的效用,其是通过影响产出和物价水平改变社会的福利水平的。利用时间不一致性模型的解决方案,我们利用经验研究的出结论:央行的关键特质是独立性。即不管央行使用什么组织方式,只要其可以充分厌恶通胀并重视私人经济主体的未来福利,其都可能有效率的提供货币。最后,我们讨论中央银行在开放条件下的汇率政策问题。我们尝试以开放条件下的DSGE模型作为基本模型,使用贝叶斯估计方法模拟不同汇率制度间的差异。我们研究发现,如果经济社会遭遇技术冲击,完全浮动汇率制能够更好地稳定国内物价,与一篮子货币绑定的汇率制度能够更好地促使实际汇率实现稳定。利用与一篮子货币绑定,我们将名义汇率稳定下来。然而,根据国际贸易理论,我们知道实际汇率可以在较大程度上影响国内净出口。同时,实际汇率不仅取决于名义汇率,还取决于国内与国外物价水平之比。利用经验研究,我们得出与一篮子货币绑定的汇率制度不但能够更好地促使名义汇率实现稳定,而且还能够更好地促使实际汇率实现稳定。就好像在短期条件下,我们依据菲利普斯曲线权衡比较通胀与产出。完全浮动汇率制和与一篮子货币绑定的汇率制度联合使用的侧重点,也体现了我们需要权衡比较通胀和实际汇率波动。这样,实际的侧重点还不得不依赖于政策制定者的目标福利函数。如果货币当局决策者觉得国内价格波幅比临界值大,那么其需要更关注浮动汇率制。如果货币当局决策者觉得现在的汇率波幅比临界值大,那么其需要更关注与一篮子货币绑定的汇率制。从2013年开始,由于受国内人力成本上升与国外经济不振影响,我国的出口量面临下行压力。在这种背景下,我国的外汇储备大幅下降,人民币面临贬值压力。种种数据表现让人们不由得想起了我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后面临的情况。美联储在今年不断传出加息传闻。在这种条件下,如果人民银行想要稳定人民币汇率,就可能不得不上调国内基准利率水平。然而,在我国经济增长下行压力不断增加的条件下,基准利率的上升会加大企业的融资压力,使本就压力重重的实体经济雪上加霜。在我国历次的货币与汇率政策执行中,我们更多的是稳定了人民币汇率水平,而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物价水平的稳定。可能的原因也许是人民银行出于稳定人民币汇率信心,预防人民币升值或贬值预期的自我实现。同时,在某些特殊时期,由于我国政府事先明确表态人民币不贬值。此时,如果不将人民币汇率稳定住,不仅有损我国政府的声誉,还会影响到市场信心。若市场信心受损,则可能会给经济社会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然而,通过对资本项目的限制使人民币汇率稳定在某一水平也会给我国经济造成巨大成本。比如,这与我们进一步加强利率市场化改革相冲突。非均衡的利率水平会造成资源的错配,从而产生低效率。不仅如此,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时,人民币汇率水平不贬值还会影响到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使得政府不得不动用各种财政手段补贴出口企业。所以说,在这次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与人民币贬值压力共存的情形下,如何协调货币政策目标与汇率政策目标的冲突,还需要我国中央银行进一步权衡取舍。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文章横跨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以及新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具有较强的综合性。我们使用公共物品的视角看待货币制度,这在现有文献中是比较少见的。第二,在利用时间不一致性模型时,我们在Kydland and Prescott(1977)的模型基础上,把总供给曲线从卢卡斯总供给曲线变动成类似于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的形式。DSGE模型同原先的宏观模型在不少基本问题上有时候会有不同的结果。比如,原先宏观模型里面的短期菲利普斯曲线的通胀惯性,也就是减少产出水平能够减少通胀水平,在DSGE模型里面就转化成通货膨胀逆惯性,也就是预期通胀减少通常会带来产出水平的增加。当然,DSGE模型同原先的宏观模型最明显的不同之处也许是原先的宏观模型往往微观基础不足,这让它基本不能通过自然的福利标准量来衡量各种不同的经济政策。第三,早先的研究在处理开放经济的DSGE模型时,多采用传统方法估计参数。但与现实社会比较吻合的模型参数也许并不是确定变量,而是随机变量。在这种情况下,本文倾向通过贝叶斯方法估计那些动态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