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经济合作日益密切,对其海外直接投资呈逐年上升趋势。国内企业积极响应、参与其中,截止2018年末有一万多家企业在沿线国家进行直接投资。OFDI已经成为促进“一带一路”国家经济发展、深化国际分工和促进产能合作的重要途径。但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增长放缓,OFDI流量连续三年下降。而与东道国的制度差异会影响我国企业投资的成本和风险。从制度视角出发,研究我国OFDI区位选择问题,在理论和现实两个维度上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的研究方向在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否具有制度距离偏好,以及制度距离对不同投资动机的OFDI的影响。在梳理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系统分析了制度距离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机理。同时,本文通过理论分析认为,制度距离除了直接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外,还会削弱市场、资源和战略资产寻求动机对OFDI的促进作用。文章运用2007-2018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数据,实证检验了双边制度距离对中国OFDI的影响。采用世界发展数据库的全球治理指标进行来衡量东道国制度距离。在实证研究中,本文分四步进行了实证分析。第一步,运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关OFDI和制度距离数据,加入东道国市场规模、自然资源、战略资产、母国市场规模、双边贸易依存度、经济稳定状况等控制变量进行回归。第二步,考虑到制度距离对投资动机的调节作用,将制度距离与寻求市场、寻求资源和寻求战略资产这三类不同投资动机的交互项加入模型。第三步,为进一步验证制度距离对中国OFDI的影响,在制度距离方向不同的国家有所差异。本文运用门槛效应模型进行回归。最后,由于制度距离定义为制度质量之差的绝对值,而不同制度方向对OFDI的印象可能存在差异,绝对值无法涵盖这种差异。因此本文将样本分为正向制度距离和负向制度距离两组,并再次进行回归。本文在以下进行了创新:本文加入了制度距离对于投资动机的调节效应,在此基础上研究制度距离对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以异质性投资动机为依据,研究其不同制度距离对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并进一步区分了制度距离的正负方向,验证不同制度距离对OFDI的影响。本文获得了以下研究结果:第一,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有制度接近特征。第二,制度距离不仅直接抑制了 OFDI,而且投资动机中的战略寻求和市场寻求动机对OFDI的吸引力也被制度距离所抑制。第三,本文证明了单一门槛效应存在于制度距离与OFDI的关系中。当制度距离绝对值比门槛值小时,它对OFDI没有显著影响;而当其跨越门槛值后,则会抑制我国的OFDI。最后,研究发现不同方向的制度距离对OFDI的影响有所差异。在制度质量比中国差的分组中,制度距离的抑制作用不显著。而在制度质量优于中国的“一带一路”国家中,制度距离与OFDI呈负相关。同时,制度距离对投资动机的弱化依然存在,市场寻求和战略资产动机都在一定程度上被抑制。因此,国家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一方面要引导企业有先后、有重点的展开对外直接投资,另一方面要着眼于完善国内制度,缩小与其他国家的制度距离。对企业来说,中国企业要根据自身投资动机,充分评估两国制度距离后谨慎展开对外直接投资。